OpenAI 联合创始人、前特斯拉 AI 总监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软件正在再次改变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一场2025 年 6 月演讲中,OpenAI 联合创始人、前特斯拉 AI 总监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时代软件范式根本性转变的深刻观察。作为深度参与自动驾驶和大型语言模型(LLM)发展的核心人物,Karpathy 的见解对于理解当前技术浪潮的方向至关重要。本次演讲面向即将进入行业的年轻开发者,阐述了为什么现在是投身软件领域“极其独特而有趣”的时刻。
摘要
软件正经历70年来最根本的变革,进入“软件3.0”时代,其核心是用自然语言提示(Prompts)编程大型语言模型。
大型语言模型(LLM)可类比为新的“操作系统”,但目前尚处早期(类似1960年代的计算),通过云端分时共享使用。
未来的应用将是“部分自主”的,人类与AI协作,由AI生成内容,人类进行高效验证,并通过“自主性滑块”调节控制程度。
由于编程语言变成英语等自然语言,所有人都将成为潜在的程序员,“氛围编码”(Vibe Coding)成为新的开发范式。
为适应AI智能体这一新的“数字信息消费者”,软件基础设施(如文档、API)需要做出针对性改变,使其更易于机器理解和操作。
软件的根本性变革:从1.0到3.0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开篇明义:软件正在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认为,软件的基本范式在70年里没有太大变动,但近几年却经历了两次快速变革。
他回顾了自己几年前提出的概念:软件1.0 是人类编写的明确指令代码(如C++、Python),而 软件2.0 则是神经网络的权重参数。人类不直接编写这些“代码”,而是通过整理数据集和运行优化器来“训练”出这些参数。Hugging Face 就相当于软件2.0领域的GitHub。
然而,最近的变化更为深刻。Karpathy 指出,过去的神经网络多是“固定功能计算机”(如图像分类器),而如今的大语言模型(LLM)变得“可编程”了。提示(Prompts)现在成了编程LLM的程序,并且这种编程语言就是英语等自然语言。他将此称为 软件3.0。
他以情感分类任务为例:你可以写Python代码(软件1.0)、训练一个神经网络(软件2.0),或者简单地给LLM一段提示,比如“分析这段文本的情感:……”(软件3.0)。这三种范式并存,开发者需要根据场景灵活选择。
Karpathy(卡帕西)以自己在特斯拉开发自动驾驶(Autopilot)的经历,生动说明了范式迁移的过程。最初,Autopilot 堆栈中充满了C++代码(软件1.0)和一些用于视觉识别的神经网络(软件2.0)。随着系统进化,神经网络的能力和规模不断增长,而许多原本由C++代码实现的功能(如多摄像头图像信息跨时空融合)被迁移到了神经网络中,导致大量C++代码被删除。软件2.0“吞噬”了软件堆栈。他预见,软件3.0也将以类似方式“吞噬”现有堆栈。
LLM是什么?效用、晶圆厂还是操作系统?
如何理解LLM的本质?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探讨了几种类比。
首先,LLM 具有公共效用(Utility)的属性,类似于电力。OpenAI、Google(Gemini)、Anthropic等LLM实验室投入巨额资本(Capex)训练模型,犹如建设电网;然后通过API按量(如每百万tokens)提供智能服务,这是运营支出(Opex)。用户对API有低延迟、高可用性、质量稳定等类似公用事业的要求。甚至出现了类似“电力转换开关”的服务(如Open Router),允许用户在不同LLM提供商间轻松切换。
其次,LLM 也像晶圆厂(Fab)。训练顶尖LLM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和深厚的技术积累,形成了深厚的“科技树”和研发壁垒,这些都集中在少数LLM实验室中。不过这个类比略有不同,因为软件的可塑性更强,不像硬件制造那样具有绝对的防御性。
但Karpathy(卡帕西)认为,最贴切的类比是将LLM视为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并非像水电那样从水龙头流出的简单商品,而是一个日益复杂的软件生态系统。目前格局也与操作系统市场相似:有几个闭源提供商(如Windows、macOS),也有开源的替代品(如Linux)。Llama生态系统目前可能最接近未来LLM领域的“Linux”。
他描绘了LLM作为操作系统的蓝图:LLM本身是新型计算机的“CPU”,上下文窗口是“内存”,LLM利用其多种能力(工具使用、多模态等)来协调内存和计算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非常像一个操作系统。同样地,你可以下载一个LLM应用(如Cursor代码编辑器),然后选择在GPT、Claude或Gemini等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它。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正处于类似1960年代的计算阶段:LLM计算非常昂贵,因此集中在云端,我们通过网络以“分时共享”的方式使用它,个人计算革命尚未发生(因为不经济)。虽然有早期尝试(如在Mac Mini上本地运行某些模型),但真正的个人AI计算形态仍待发明。
他还强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LLM颠覆了技术扩散的方向。以往如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总是先由政府和企业采用,而后扩散至消费者。但LLM恰恰相反,它首先被亿万消费者用于“如何煮鸡蛋”这类日常问题,而企业和政府的采用反而滞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扩散速度惊人,ChatGPT几乎一夜之间就被“空投”到数十亿人的电脑上。
LLM的“心理学”:与有认知缺陷的超人共事
在编程LLM之前,必须理解它们的“心理”。Karpathy(卡帕西)认为,LLM是“人物之灵”(People Spirits),是人的随机模拟器,其模拟器是一个自回归Transformer神经网络。
这些“灵”拥有超人的能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记忆,远超任何个人,类似于电影《雨人》中的自闭症学者。但它们也有一系列认知缺陷:
幻觉(Hallucination):会编造信息。
参差智能(Jagged Intelligence):在某些领域超人类,却会犯人类不可能犯的简单错误(如坚持9.11 9.9)。
逆行性遗忘(Retrograde Amnesia):与人类同事不同,LLM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积累和巩固知识。它们的“权重”是固定的,上下文窗口如同工作记忆,每次交互后会被“擦除”,就像电影《记忆碎片》或《初恋50次》的主角一样。如何让它们持续学习是一个未解决的研发问题。
安全限制:容易轻信,易受提示注入攻击,可能泄露数据等。
因此,开发者的挑战在于:如何与这些同时具备超人能力和显著认知缺陷的“灵”合作,绕开其缺陷,利用其超能力。
机会之地:构建“部分自主”应用
面对这种新型“计算机”,最大的机会是什么?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重点阐述了“部分自主应用”的理念。
他举例说,对于编码任务,你不会总是直接去ChatGPT界面复制粘贴。更好的方式是使用像 Cursor 这样的专用应用。Cursor 代表了早期LLM应用的一些共同关键属性:
上下文管理:LLM处理了大量的上下文管理工作。
多LLM调用编排:底层可能协调了嵌入模型、对话模型、代码补丁应用模型等多个模型。
应用特定GUI的重要性:GUI让人能够审计这些容易出错系统的工作。例如,以红绿色高亮显示代码差异(Diff),按一个键接受或拒绝,远比阅读文本指令高效。GUI利用了人类强大的视觉处理能力。
自主性滑块(Autonomy Slider):用户可以根据任务复杂度,控制AI的自主程度。在Cursor中,可以是简单的标签补全(低自主)、修改选中的代码块(中自主),或是让AI在整个代码库中自由发挥(高自主)。
另一个例子是 Perplexity(AI搜索工具),它也具备类似特征:打包信息、编排多个LLM、提供可溯源结果的GUI,以及提供快速搜索、深度研究等不同自主程度的模式。
Karpathy(卡帕西)预测,很多软件都将变得“部分自主”。关键问题是:LLM能否看到人类所能看到的一切(应用状态)?能否执行人类所能执行的所有操作?人类能否监督并保持在环?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软件界面,使其既能被人类操作,也能被LLM理解和操作。例如,Photoshop中的“差异”应该如何呈现给AI?
他强调,在这种人机协作中,AI负责生成(Generation),人类负责验证(Verification)。我们的核心利益是让这个循环尽可能快。为此:1) 需要加快验证速度,GUI是关键;2) 必须“拴住AI”(Keep AI on the Leash)。对AI智能体过度兴奋是危险的。如果AI一次性生成上万行代码差异,人类仍然是验证的瓶颈,需要确保没有错误、安全漏洞且符合意图。因此,他提倡采取小步快跑、增量验证的工作流。
他以AI教育为例:直接让ChatGPT“教我物理”很容易迷失方向。更好的方式是分解为两个应用:一个给教师用的课程创建应用,一个给学生用的课程学习应用。中间产物是结构化的、可审计的课程大纲,这样就把AI“拴在”了特定的教学路径上,避免了其“在森林中迷路”。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借用他在特斯拉研发自动驾驶的经验和《钢铁侠》战衣的类比,进一步阐释了“部分自主”和“自主性滑块”的概念。自动驾驶汽车和钢铁侠战衣都是“部分自主产品”,既能增强人类( augmentation),也能作为独立智能体(agent)。他提醒,鉴于当前LLM尚不完美,我们应更多关注构建增强人类的“钢铁侠战衣”(部分自主产品),而非炫酷但不可靠的全自主智能体演示。产品应具备自定义GUI和用户体验,旨在加速“生成-验证”循环,但同时也要保留未来向更高自主性平滑过渡的可能性。
人人都是程序员:“氛围编码”与为智能体设计
软件3.0的另一革命性影响是:编程语言变成了英语等自然语言,这意味着人人都可能成为程序员。过去需要5-10年学习才能进行软件开发,现在情况不同了。
Karpathy(卡帕西)提到了他无意中催生的网络迷因——“氛围编码”(Vibe Coding)。这指的是开发者凭借直觉和与LLM的自然语言对话来构建软件,而非严格遵循传统编程规范。他分享了一个孩子们用这种方式编程的温馨视频,认为这将是引导新一代进入软件开发的“入门毒品”,并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用自己的两个“氛围编码”项目为例:一个用不熟悉的Swift语言编写的iOS应用,以及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网站 Menu Gen(拍摄菜单生成菜品图片)。后者在几小时内就做出了demo,但将其变为真正的产品(涉及认证、支付、部署等)却花了一周,因为这些“运维”工作充满了需要在浏览器中手动点击的繁琐指南。这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不能让AI智能体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引出了演讲的最后一个维度:为AI智能体设计(Building for Agents)。Karpathy(卡帕西)指出,数字信息的消费者和操控者除了人类(通过GUI)和计算机(通过API),现在增加了第三类:AI智能体(Agents),也就是那些在互联网上运行的“人物之灵”。我们的软件基础设施需要适应它们。
他举例说明了几种方式:
提供机器可读的文档:像 Vercel 和 Stripe 等公司已开始提供专门针对LLM优化的Markdown格式文档,因为Markdown易于LLM解析。他们甚至将文档中的“点击此处”替换为对应的cURL命令,以便智能体直接执行。
专用协议与文件:例如,可以有一个 `lm.txt` 文件(类似 `robots.txt`),用自然语言向LLM说明网站的内容和用途。Anthropic提出的 模型上下文协议(Model Context Protocol) 也是为此目的。
转换工具:出现了一些工具,能将现有的人类界面(如GitHub仓库)转换为适合LLM消化和分析的格式(如GitIngest、Deep Wiki),只需修改URL即可实现。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认为,虽然未来LLM可能更擅长直接操作GUI,但现在“半路迎接”它们,为它们提供更友好的访问方式,仍然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不会主动适配的长尾软件。
结语:携手塑造软件的未来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最后总结道,当前是进入软件行业的绝佳时机。我们需要重写大量代码,这些代码将由专业人士和AI“程序员”共同完成。
LLM既是公用设施,又像晶圆厂,但最像是一个处于1960年代早期阶段的操作系统。它们是拥有认知缺陷的“人物之灵”,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协作,并为此调整我们的基础设施。在构建LLM应用时,应采用有效的工作方式(如快速生成-验证循环、保持AI受控),打造“部分自主”产品。同时,也需要直接为AI智能体编写更多代码。
回到钢铁侠战衣的类比,未来十年,我们将共同推动“自主性滑块”从左向右移动,逐步探索人机协作的深度与广度。Karpathy(卡帕西)对与新一代开发者共同构建这个未来充满期待。
Scale AI 创始人 Alexandr Wang(王):AI 数据帝国背后的隐秘真相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 Pulse 频道发布的这部近一小时的纪录片中,镜头对准了科技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Scale AI 及其创始人 Alexandr Wang(王)。这位出生于 1997 年、24 岁即成为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亿万富翁的华裔天才,其公司被喻为“AI 时代的引擎”,为 OpenAI、微软、英伟达、Meta 乃至美国国防部等巨头提供至关重要的数据标注服务。然而,光鲜的估值(近 140 亿美元)与行业地位之下,是其商业模型对全球数十万低薪“数据标注工”的依赖,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技术伦理、劳工权益与创始人野心的激烈争议。本片深入挖掘了 Alexandr Wang(王)从天才少年到争议 CEO 的蜕变之路,揭示了 AI 产业繁荣背后不为人知的“燃料”来源。
摘要
Alexandr Wang(王)创立的 Scale AI 是 AI 巨头背后的关键数据供应商,但其成功基石是外包至菲律宾等地的低成本人力标注。
Scale AI 通过子公司 Remotask 管理全球标注工,被指控为“数字血汗工厂”,存在薪酬极低、支付延迟、账户无故封禁等问题。
为追求增长与控制,Alexandr Wang(王)与联合创始人 Lucy Guo(郭)决裂并解雇了她,并强势推动公司文化转向。
Scale AI 与美国国防部签订巨额合同,Alexandr Wang(王)高调呼吁“美国必须赢得 AI 战争”,但同时曾试图与 TikTok 合作,暴露其商业策略的务实(或机会主义)本质。
随着生成式 AI 兴起,Scale AI 调整劳动力策略,在美国开设新子公司 Outlier 以获取高质量英语标注数据,但类似劳工问题再次浮现。
天才的野心:从冰箱实验到 AI 数据帝国
Alexandr Wang(王)的成长环境充满了竞争与科技的烙印。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诞生地)的国家研究实验室旁长大,父母都是为美国空军工作的物理学家。这种环境塑造了他对成功的极度渴望,一位同事曾形容:“他需要成功,就像需要氧气一样。”在数学、编程和辩论上展现出非凡天赋的他,很早就立志要征服创业世界,甚至在九年级就维护着一份记录未来科技帝国构想的 Google 文档。
17 岁便已在硅谷初创公司担任程序员,几个月后更在问答网站 Quora 管理整个工程团队。尽管被麻省理工学院(MIT)录取,但因未能进入哈佛而心怀芥蒂,他最终选择放弃大学教育,留在 Quora。然而,他很快感到与年长同事和同龄大学生都格格不入,自称“不完美地卡在两个世界之间”。
转机发生在 2016 年他决定重返校园,进入 MIT 深入学习机器学习。MIT 注重实践与黑客文化的氛围激发了他。一个看似琐碎的问题——室友偷吃冰箱食物——催生了他的“顿悟时刻”。他尝试在冰箱安装摄像头并用 AI 追踪食物存量,但很快发现根本问题在于:AI 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数据来识别复杂物体。
他意识到,要让 AI 执行需要人类感知的复杂任务,必须为其提供海量、精准标注的数据(图像、文本等)。此时,AI 正成为科技界最热门的领域,而数据正是其第一块基石。于是,入学仅一年后,19 岁的 Alexandr Wang(王)毅然从 MIT 辍学,决心在 AI 的“狂野西部”闯出名堂。他与在 Quora 结识的产品经理 Lucy Guo(郭)联手,两人凭借 Lucy Guo(郭)获得的知名投资人 Peter Thiel(彼得·蒂尔)设立的“蒂尔奖学金”光环,成功进入了由 Sam Altman(萨姆·奥尔特曼)领导的顶级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Scale AI 的崛起:数据标注,AI 的“弹药”
在 Y Combinator,Alexandr Wang(王)和 Lucy Guo(郭)最初的几个创业想法(如“俱乐部版 ClassPass”、AI 助手 Ava)并未引起共鸣。Alexandr Wang(王)不断回想冰箱实验的启示,并观察到 AI 行业的一个关键缺口:所有人都专注于开发炫酷的 AI 应用,却无人专注于为这些应用提供“燃料”——高质量、可规模化的数据标注基础设施。他以披萨为例:AI 需要人类先展示大量标注为“披萨”的图片,才能学会识别披萨。这个过程就是“数据标注”。
他认识到,数据对于 AI 如同食物和水对于人类一样重要,而当时几乎没有公司致力于让数据标注变得更好、更快、更便宜。2016年,他们正式创立了 Scale AI,目标是解决“AI 生态系统中的数据支柱问题”。
讽刺的是,支撑人类史上最复杂技术的基础设施,其核心工作并不需要天才般的技能。数据标注是一项几乎任何人都能完成的基础工作,但它需要一支能够快速组建的大规模劳动力。因此,Scale AI 提供的并非一个 App 或 AI,而是一项服务:按需提供人力,帮助 AI 开发者完成图像识别、数据分类、文本转录等枯燥但必要的任务。他们将其称为 Scale API。
起初,这个想法并不被广泛理解。但年轻投资者 Dan Lavine(来自知名风投 Accel)看到了价值,甚至在 Y Combinator 演示日之前就开出了投资支票。19 岁的 Alexandr Wang(王)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行业关注和信誉背书。
真正的突破来自对当时最热门市场——自动驾驶汽车——的精准切入。Alexandr Wang(王)发现,没有正确标注的数据,自动驾驶汽车的 AI 就无法区分飘过街道的塑料袋和跑进马路的孩子,这是灾难性的。而当时没有一家公司专注于为自动驾驶汽车雷达、摄像头产生的 3D 图像进行标注。Scale AI 抓住了这个空白。
为了以可承受的成本处理海量数据,他们将实际的标注工作外包至发展中国家,首选是拥有庞大游戏文化和网吧网络的菲律宾。雇佣一名菲律宾标注员一天的成本,低于 Alexandr Wang(王)在旧金山每日一杯卡布奇诺的价格。凭借“先发优势”和硅谷的人脉,Scale AI 很快赢得了几乎所有涉足自动驾驶领域公司的合同,包括 Waymo、Cruise 以及通用汽车、苹果等巨头。公司从公寓创业迅速成长为吸引重金投资的独角兽。
暗面浮现:数字血汗工厂与内部裂痕
随着客户激增,Scale AI 对标注劳动力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为此,他们创建了子公司 Remotask,专门负责招募和管理全球的“任务员”(Tasker)。Remotask 的网站承诺“做任务,拿报酬”,简单灵活,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工作者极具吸引力。初期,一些任务员报告周薪可达近 300 美元。
然而,情况迅速恶化。Scale AI 将 Remotask 业务拓展至印度、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等地,有意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任务员之间的激烈竞争。公司深知,这些急需收入的工人会陷入“竞次”比赛,从而允许 Remotask 压低薪酬。正如所料,工资水平暴跌至每任务仅几美分。同时,任务数量并不足以满足所有注册者的全职工作需求,许多人完成培训后便被无限期搁置在等待队列中。
为了提升效率,Remotask 在菲律宾租用场地提供高速网络,但这些“办公室”设施简陋、过度拥挤,任务员肘碰肘地长时间轮班工作,与承诺的“自由灵活”相去甚远,被活动家称为“数字血汗工厂”。
更严重的问题是支付。《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揭露,Remotask 存在普遍且不公正的延迟支付或取消支付现象。任务员完成项目后,需经过漫长而混乱的“反欺诈审核”流程,且经常对审核状态一无所知。许多人的报酬因此被扣留。当任务员抱怨时,Remotask 的回应往往是直接封禁其账户,且不做解释。社区内流传着“谈论薪酬就会被封号”的恐惧,这种恐吓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大多数被剥削的任务员别无选择。
就在 Remotask 的劳工问题发酵之时,Scale AI 却在 2019 年成功融资 1 亿美元,估值达到 10 亿美元,投资者包括 Peter Thiel(彼得·蒂尔)的 Founders Fund 和 Accel。客户们对此似乎选择了视而不见。
公司内部的裂痕也因此加深。联合创始人 Lucy Guo(郭)负责 Remotask 运营,直面这些混乱和投诉。而 Alexandr Wang(王)则专注于对外销售和塑造 Scale AI 的“科技公司”形象,极力淡化人力标注员的贡献。在他眼中,标注员是“采摘水果、挤牛奶的农场工人”,而他则是“米其林星级厨师”。当 Remotask 的丑闻开始泄露时,Alexandr Wang(王)将挫败感转向 Lucy Guo(郭),批评她未能控制住问题。
Lucy Guo(郭)主张通过善待工人、履行支付承诺来解决问题。但 Alexandr Wang(王)认为这威胁到了 Scale AI 的成功模式。在投资人 Dan Lavine 的支持下,Alexandr Wang(王)于 2018 年解雇了 Lucy Guo(郭),彻底掌控了公司。Lucy Guo(郭)在离职声明中仅以“文化和雄心的一致性存在分歧”轻描淡写地带过。
铁腕统治与战略转向:从自动驾驶到国防合同
解雇 Lucy Guo(郭)并未平息内部对文化变革的呼声。在员工评价网站上,Alexandr Wang(王)的形象从外部看到的魅力天才,转变为内部员工眼中的权力饥渴、独裁式的 CEO,有人将其比作 19 世纪末的工业大亨。
与此同时,自动驾驶行业遭遇寒流,过度承诺与交付不足导致投资紧缩,Scale AI 的核心客户开始取消合同。Alexandr Wang(王)为 2020 年设定的 1.2 亿美元营收目标最终只实现了 7000 万美元。公司急需新的增长点。
Alexandr Wang(王)开始将重心转向生成式 AI 和另一个更具争议的领域:美国政府,特别是国防部。为了安抚和动员员工,他举办全员“市政厅”会议,鼓励尖锐提问。会上,员工们提出了关于数字血汗工厂、标注员心理健康以及军事合同伦理的担忧。
当被问及是否会与军方合作时,Alexandr Wang(王)最初轻描淡写地回答:“我们不会帮助制造杀人机器人。”然而,几周后,Scale AI 宣布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一份为期 5 年、价值近 1 亿美元的合同,为其战场监视 AI 系统提供数据和算法。随后,Scale AI 在华盛顿特区开设办公室,并将合同金额增至近 2.5 亿美元。
面对员工的质疑,Alexandr Wang(王)辩称形势已变,并提出了后来他向政府官员反复强调的观点:“数据是 AI 战争的弹药”,并警告在 AI 军事应用上中国正在超越美国。他的军事家庭背景(父母为空军工作)让他对员工的“天真”担忧不以为然。这一转向在财务上取得了成功,2021 年 Scale AI 再获 3.25 亿美元融资,估值飙升至 73 亿美元,24 岁的 Alexandr Wang(王)正式成为全球最年轻白手起家亿万富翁。
重塑劳动力与终极矛盾:商业利益与国家立场
生成式 AI 的爆发为 Scale AI 带来了新机遇。为了服务 OpenAI、Meta 等客户的大型语言模型,需要高质量的英语母语标注员。同时,Alexandr Wang(王)也需要清理 Remotask 的烂摊子和内部矛盾。
他的解决方案是“清理门户”:Scale AI 突然将 Remotask 从肯尼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国撤出,锁死当地工人账户,并停止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新注册。随后,在美国成立了新的子公司 Outlier,从事与 Remotask 类似但面向英语母语专业人士的标注工作,以吸引高端人才并服务政府和生成式 AI 客户。同时,通过一系列壳公司进一步将 Remotask 与 Scale AI 的公开关联隔离开来。
然而,Outlier 的美国“零工”们很快也开始经历任务竞争加剧、薪酬骤降和账户无故被封的问题。与此同时,在 AI 热潮中,Scale AI 却在 2023 年初裁掉了 20% 的美国员工,理由是毛利率下降,但外界猜测这与那些曾质疑公司伦理的员工有关。
尽管存在这些动荡,Alexandr Wang(王)在 2024 年再次发起高达 10 亿美元的融资,旨在将估值推至近 140 亿美元。但硅谷对他的看法已然改变,“年轻神童”的故事逐渐被“年轻暴君”的叙事所取代。一些前自动驾驶客户也开始抱怨 Scale AI 数据中的明显错误。
最体现 Alexandr Wang(王)矛盾性的,是他与 TikTok 的潜在合作。就在他高调呼吁“美国必须赢得 AI 战争”、并在《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宣扬此观点时,他却在积极洽谈一份为 TikTok 提供数据服务的大合同。TikTok 因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被许多美国官员视为安全威胁。尽管遭到公司内部政府业务部门高管的强烈反对,Alexandr Wang(王)仍试图推动这笔交易,直到他的华盛顿团队警告这将对与美军的关系造成重大损害,他才最终放弃。这一事件让人不禁质疑:他对美国 AI 领导地位的拥护,究竟是信念,还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销售策略?
如今,Alexandr Wang(王)已成为硅谷的明星,活跃于社交媒体和 Met Gala 等顶级场合。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极致野心、技术洞察力与伦理代价的复杂案例。Scale AI 作为 AI 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构建者,其成功无疑深刻影响了行业进程,但支撑其帝国运转的全球劳动力体系,以及创始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游走,也为快速发展的 AI 产业留下了深刻的问号。
Scale AI 创始人 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美国必须赢得对华 AI 战争,数据优势是关键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5 月,数据标注与 AI 基础设施巨头 Scale AI 的创始人兼 CEO 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做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与 CSIS Wadhwani AI 中心主任 Greg Allen 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作为年仅 27 岁便登上福布斯亿万富豪榜的 AI 行业领军者,Alexandr Wang 的见解不仅源于其将 Scale AI 从 MIT 宿舍项目打造成估值超 140 亿美元独角兽的创业经历,更根植于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核武器研发基地)的成长背景,使其对技术与国家安全的交集有着深刻理解。此次对话正值中美 AI 竞争白热化、美国国内对 AI 安全与部署展开广泛辩论之际,Wang 的观点为理解美国 AI 领导力的现状与未来提供了关键视角。
摘要
AI 竞争是三位一体的战争:胜利取决于算法、算力和数据的综合优势,而数据优势(Data Dominance)是美国必须建立和维持的核心。
中国是有计划、系统性的竞争者:中国共产党自 2017/2018 年便制定了清晰的 AI 总体战略,旨在通过“蛙跳”技术超越西方,其举国体制在数据获取、算力建设(即使牺牲能效)上拥有独特优势。
美国国防部与政府需加速 AI 采纳:关键在于建立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采用灵活采购路径,并敢于构想能带来“颠覆性”优势的雄心勃勃的 AI 应用场景,如“智能体战争”(Agentic Warfare)和“智能体政府”(Agentic Government)。
测试、评估与安全是规模化部署的前提:无论是国防还是民用关键领域,大规模、自动化的场景测试与生产监控能力是负责任地快速推广 AI 技术的基石,美国 AI 安全研究所网络应主导全球标准制定。
能源产能是 AI 竞赛的基础设施瓶颈:美国相对平稳的能源产能增长曲线与中国陡峭上升的曲线形成对比,满足 AI 算力爆发的能源需求是美国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从洛斯阿拉莫斯到 AI 数据基石:Scale AI 的崛起之路
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的创业故事始于一个独特的地方: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他的父母都是在那里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物理学家。这个因“曼哈顿计划”和奥本海默而闻名的小镇,让他自幼便浸润在国家安全与技术交汇的氛围中。“本周在华盛顿特区的许多会议上,人们都将 AI 比作曼哈顿计划级别的努力,”Wang 说道,“而我总是可以说,哦,我实际上是在那里长大的。”
这种背景塑造了他对技术使命感的认知。进入 MIT 学习人工智能时,正值 DeepMind 的 AlphaGo 击败世界顶级围棋选手。他敏锐地察觉到,深度学习在短短五年内从雏形发展到如此高度,意味着 AI 将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技术浪潮。“我当时有时会告诉人们,我认为 AI 将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会笑,那时很难严肃地说出这句话,但现在可以更严肃一点了。”
他将 AI 的核心要素分解为三点:算法、算力和数据。观察当时的生态,他发现 OpenAI、DeepMind 等公司在攻克算法,Nvidia 等在解决算力,但在数据——这个“智能的原材料”和模型的“生命血液”——领域,却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于是,2016年,19岁的他创立了 Scale AI,立志填补这一空白。
Scale AI 最初切入的是当时 AI 最炙手可热的领域:自动驾驶。他们为 Waymo、丰田、通用等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标注和基础设施,解决诸如传感器融合等关键难题。“当你策划数据集时,你实际上是在编程 AI 系统。” 这段经历不仅让公司站稳脚跟,更积累了处理复杂、多模态数据的宝贵经验,为日后转向生成式 AI 奠定了基础。
转折点出现在 2017-2019 年。Transformer 论文、GPT-1、GPT-2 相继问世。Scale AI 在早期就与 OpenAI 合作,参与了 GPT-2 的工作。Wang 回忆道,从研究角度看,这条发展轨迹“非常无聊”,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对完全相同的算法投入更多数据和更多计算,然后它就变得聪明得多”。但正是这种“ scaling laws”(规模定律)揭示了 AI 发展的核心动力,也定义了现代的 AI 格局。Scale AI 随后与谷歌、Meta 等几乎所有主流 AI 实验室合作,见证了大型语言模型到智能体模型的惊人演进。“如果你在 2016 年问我,十年后 AI 能力会达到什么水平,很难预测它会走得这么远。” Wang 感慨道,他曾以为 AI 在竞争性编程或数学上超越人类需要三四十年,结果不到十年就实现了。
为何押注国防 AI:理性、使命与战略清醒
在 AI 行业普遍对与国防部(DoD)合作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的年代(2018-[2020]年左右),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做出了一个逆流而上的决定:让 Scale AI 为美国国家安全社区服务。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DoD 既是糟糕的客户(导致亏损),也会引发员工(尤其是顶尖AI人才)的强烈反对而离职。
Wang 的决策基于两个核心信念。第一是“理性终将占上风”。他坚信,面对如此强大的新技术,其在国家安全上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保持领先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则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对中国竞争的清醒认识。一次由投资者组织的中国之行让他震撼:“我们当时访问的中国 AI 公司,100% 都专注于人脸识别和监控……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 这让他清晰地看到,AI 与国家安全交汇的时刻即将成为全球共识,美国必须拥有最优质的人才和公司来应对这一挑战。
“从我的立场来看,知道我父母的工作,了解我成长地方的历史,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和曼哈顿计划对‘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和全球秩序的影响……感觉非常清楚,伟大的 AI 技术需要应用于国家安全问题集,而且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有道德义务去支持它。” 尽管这个决定导致了部分投资者的怀疑和员工的离开,但 Wang 坚持了下来。
如今,Scale AI 在国防领域的工作已颇具规模。他提到了与国防创新单元(DIU)和印太司令部(Indopacom)合作的“雷霆锻造”(Thunderforge)项目,该项目旨在利用 AI 智能体加速军事规划和作战规划流程。这项工作的灵感部分来源于与 CSIS 早期的合作研究,涉及兵棋推演、模拟等领域。Wang 认为,这代表了未来战争的一个关键方向:智能体战争。核心优势在于,AI 智能体拥有“数千年的上下文知识”,并能近乎即时地行动,这对于压缩从决策到行动的“OODA循环”(观察、调整、决策、行动)至关重要。
此外,Scale AI 也与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官办公室(CDAO)合作,开发 AI 系统的测试与评估框架。Wang 强调,在国家安全领域大规模部署 AI,必须在“快速部署”和“确保稳健可靠”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的观点是中间路线:我们应该非常快速地在整个国防部、整个国家安全社区部署 AI 系统,但我们应该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并通过正确的测试和评估来确保这些系统的稳健性。”
中美 AI 竞赛:数据、能源与系统性挑战
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对中美 AI 竞争的剖析尖锐而系统。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 2017/2018 年便制定了清晰的 AI 总体战略,明确将 AI 视为能够“蛙跳”西方防御能力的跨越式技术。中国在数据收集、算力建设和技术军事化应用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协调。
2025 年 5 月 DeepSeek、通义千问(Quen)等中国顶尖模型的涌现,迫使美国重新审视竞争方程式。Wang 指出,这些模型在计算资源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达到了与美国前沿模型相当的水平,这证明胜利并非只取决于算力。“这不是一个单变量方程。这是一个三变量方程。” 算法进步和数据同样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国在数据获取和“举国”协调经济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他提出了“数据优势”(Data Dominance)的概念。“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模型的智能原材料是数据,那么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你将通过比对手获得更多、更好、更相关的数据来赢得胜利。” 这最终取决于能否建立反馈循环,让技术以指数级速度改进。他建议美国考虑建立“国家 AI 数据储备”,将数据视为战略资产,类比过去的国家石油储备。
另一个基础性瓶颈是能源。Wang 展示了一幅对比鲜明的图景:中国的总发电能力曲线“直线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关闭煤电厂;而美国的曲线“大致平坦”,尽管在向绿色能源转型。“计算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的巨大能量……这是美国获胜的基本前提。” 他呼吁美国重新加速能源生产,以应对 AI 竞赛的需求。
关于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Wang 认为问题很复杂。中国的应对策略是牺牲能效换取算力(如华为新芯片被分析为以 5 倍功耗换取 2 倍算力)。“如果他们能以极快的速度建设电力,那么这一切都归结为金钱或研发投入。而他们显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中国国有银行已宣布大规模计划支持计算基础设施,解放军去年也与国内大模型公司签订了超过 81 份合同,显示出“全系统冲刺”的态势。
构建可信的 AI 未来:测试、安全与全球领导力
要实现 AI 在国防和关键经济领域的大规模部署,信任与安全是绕不开的议题。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强调,Scale AI 提供的测试与评估能力,不仅是国防需求,也是金融、医疗、电信等民用关键行业广泛采用 AI 的“先决条件”。
他描述了目前最先进的测试工具包。其一是大规模场景化测试:创建包含大量预设任务的基准测试环境,从简单的数学问题到复杂的法律审查任务,让模型在自动化、可扩展的“百万问题”环境中接受考验。其二是大规模生产监控:实时监测生产环境中的 AI 表现,识别和处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意外边缘案例和异常。
今年二月,美国 AI 安全研究所(US AISI)选择 Scale AI 作为其首个第三方评估机构,这正是对其技术能力的认可。Wang 认为,由美国、英国、日本等约 11 个国家组成的“全球 AI 安全研究所网络”至关重要。这些机构不应被简单视为“末日论者”的集合,而应看作是制定全球 AI 性能与安全标准的核心力量。
“美国 AI 安全研究所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我们应该将此视为一个机会,不仅讨论安全,更真正地以全球方式制定标准。” 许多其他国家缺乏美国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因此美国有机会塑造全球 AI 的部署方式。这既有经济价值(推广美国技术),也有意识形态价值(确保民主价值观通过技术出口)。
给美国政府的行动建议:从基础设施到雄心壮志
基于以上分析,Alexandr Wang(亚历山大王)对美国政府(包括行政、国防和立法部门)提出了具体建议,核心目标是加速并优化 AI 的采纳与应用。
首先,建立企业级 AI 基础设施。对比硅谷初创公司可以轻松调用各种 API 快速起步,国防部内部的新 AI 项目则面临复杂的集成与采购难题。Wang 呼吁国防部应聚焦于提供全部门共享的云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和模型基础设施,为创新奠定共同基础。
其次,拥抱雄心壮志,构想颠覆性应用。硅谷的颠覆性源于“无拘无束的雄心水平”。国防部需要授权相关人员去思考那些能够对近邻对手产生“有意义的威慑效果”的、雄心勃勃的 AI 概念,并立即开始构建。例如,深入探索“智能体战争”在杀伤力、威慑力方面能实现何种真正的能力跨越。同样,在民用政府领域,应追求“智能体政府”,利用 AI 智能体彻底重新设计政府服务与流程,实现百倍的效率提升,而非简单地将 AI 嵌入现有流程。
最后,为 AI 未来培养人才。Wang 提到关于 AI 与教育的行政命令,强调美国必须像应对“斯普特尼克时刻”后通过《国防教育法》大幅增加工程师培养一样,积极准备和建设面向 AI 新时代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国家能抓住这场技术浪潮创造的巨大机遇。
在对话结尾,Wang 重申了竞争的紧迫性:“我们正处于这个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清晰的计划。他们有很多意图和协调。我们需要抓住这一刻,并将其归结为我们必须领先的领域。” 对于美国而言,赢得这场 AI 战争,意味着在数据、能源和快速、负责任的部署能力上,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
Alphabet CEO Sundar Pichai(桑达尔·皮查伊):AI 是搜索的非凡机遇,而非颠覆性威胁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5 月,Alphabet 兼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罕见地接受了 All-In Podcast 的深度专访。在长达一小时的对话中,皮查伊直面了当前市场对谷歌在 AI 浪潮中可能面临“颠覆者困境”的核心质疑。作为执掌这家科技巨头近十年的领导者,皮查伊的此次发声,不仅是对外界疑虑的集中回应,更是系统性地阐述了谷歌将如何利用其长达二十余年的技术积累——从基础设施到前沿研究——来驾驭并引领这场 AI 革命。本次对话涵盖了搜索的未来、AI 商业模式、芯片战略、能源约束、量子计算以及机器人等广泛议题,为我们理解谷歌在下一个十年的战略方向提供了关键窗口。
摘要
皮查伊坚信 AI 是搜索的“非凡机遇”,而非零和游戏的颠覆者,AI 概览(AI Overviews)等新功能正在扩大搜索的查询范围和用例。
谷歌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全栈式技术积累,从 TPU 芯片、全球数据中心网络到跨领域的基础研究,这使其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持续推动模型创新。
面对 OpenAI、微软、Meta 等激烈竞争,皮查伊认为 AI 创造的将是一个比过去所有技术总和更大的市场,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创新和执行。
谷歌在量子计算、机器人(物理 AI)等领域进行长期、耐心的投资,视其为类似早期 AI 的基础性突破,预计未来 3-5 年将迎来关键进展。
皮查伊承认文化管理是持续挑战,近期重点在于重拾“使命聚焦”,激发类似谷歌早期创业阶段的强度与乐观精神,以应对 AI 时代的竞争。
AI 是搜索的进化,而非颠覆
访谈开场便直指核心:在聊天式 AI 重塑人机交互的今天,谷歌的核心搜索业务是否面临被真正颠覆的风险?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回答明确而坚定。他回顾道,自 2015 年担任 CEO 起,他便将谷歌定位为“AI 优先”的公司,因为团队深信 AI 将是驱动搜索最大进步的动力。因此,当前时刻对他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搜索的“非凡机遇”。
皮查伊用数据佐证了他的观点。谷歌约一年前推出的“AI 概览”(AI Overviews)功能,如今已被超过 15 亿用户使用,覆盖 150 多个国家。这不仅没有蚕食传统搜索,反而扩大了用户查询的类型和范围,带来了全新的使用场景。在触发 AI 概览的查询中,谷歌观察到了查询量的增长,且增长具有持续性。他透露,实验室中正在测试一个全新的、名为“AI 模式”的专用搜索 AI 体验,将在谷歌 I/O 大会上详述。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进行完整的对话式追问,谷歌最前沿的模型将利用搜索作为原生工具来回答问题。
“用户正在用行动回应,”皮查伊指出,用户输入的查询平均长度已是两三年前的两到三倍,有时甚至是长段落。这改变了搜索的形态。针对“创新者困境”的经典命题,皮查伊认为困境只存在于你将其视为困境之时。他援引了移动转型和 TikTok 崛起后 YouTube 依然蓬勃发展的例子,指出科技史上每一次重大创新周期,都需要全力投入。“这有点像谷歌最初的原则之一:跟随用户,其他一切自会跟随。”
商业模式过渡:成本可控,广告逻辑依旧
当对话转向敏感的商业模式——即更昂贵的 AI 查询是否会破坏谷歌搜索“查询成本”与“单次查询广告收入”之间精妙的单位经济学时,皮查伊展现了基于基础设施优势的自信。
他承认两年前业界普遍担忧成本问题,但他始终认为,就服务成本而言,他愿意押注谷歌的基础设施能力能够比几乎所有其他公司都做得更好。事实也证明,在过去 18 个月里,服务单次查询的成本已大幅下降。目前更主要的约束在于延迟,而非成本。如何让 AI 体验达到搜索近乎即时的速度,是当前更重要的前沿问题。
关于 AI 查询的广告收入,皮查伊表示,在已经展示广告的 AI 概览中,其效果基准已与传统搜索持平。“我们已经达到了那个阶段。”他进一步从第一性原理分析:广告在搜索中行之有效,是因为商业信息本身就是用户意图的一部分。AI 没有理由不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因此,他对平稳过渡商业模式感到“安心”,尽管部分调整可能需要时间,但所有指标都显示谷歌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过渡。
基础设施与芯片:谷歌的“全栈”护城河
皮查伊多次强调,谷歌一个核心且常被低估的优势是其长达二十多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早期可海运的集装箱数据中心,到如今遍布全球的网络,这构成了竞争力的基石。在 AI 时代,这一优势直接体现在性能与成本的帕累托前沿上——谷歌能够以最具成本效益的价格点提供最好的模型。
关键组件之一便是谷歌自研的 TPU 芯片。皮查伊提到,谷歌在 2017 年发布了第一代 TPU,如今已发展到第七代。最新的 “Ironwood” 芯片单块算力超过 40 Exaflops。这些专门为机器学习优化的芯片,尤其在推理环节表现出色,是谷歌有信心以巨大规模服务 AI 搜索查询的重要原因。他表示,谷歌的“全栈”方法——从底层基础设施、基础研发到上层应用创新——将长期为公司带来优势。
关于芯片战略,皮查伊澄清了与英伟达的关系。他盛赞英伟达是“非凡的公司”,CEO 黄仁勋(Jensen Huang)也很出色,双方合作历史悠久。谷歌内部既用 TPU 训练 Gemini 模型,也在 GPU 上服务部分流量,并为云客户提供选择。他认为行业内的公司都会尝试类似(自研芯片)的路径,但英伟达的研发能力和软件栈是世界级的,拥有诸多优势。谷歌的长期策略是保持 TPU 和 GPU 并用的灵活性,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技术前沿。
模型创新未达瓶颈,数据优势在于个性化
针对外界关于大语言模型性能开始“高原化”、竞争者差异缩小的论调,皮查伊并不认同。他将进步过程比作“人工 jag jag 智能”,即进展并非总是线性的,会经历看似缓慢的时期,然后出现范式突破。过去几年,行业在预训练、后训练、推理计算等方面不断推进,如今又在研究如何将所有技术整合到智能体工作流中。他感觉进步相当持续。
“进步确实会变得更难,而这将区分出精英团队,”皮查伊认为,问题越难,谷歌的准备就越充分。谷歌的研究前沿远比大多数公司更广阔,不仅限于 LLM 或基于 Transformer 的模型,在扩散模型等众多领域都在进行深度探索。他尚未看到计算投入回报递减的根本性拐点出现。
当被问及谷歌是否拥有来自 YouTube 等产品的独特数据优势时,皮查伊的回应侧重于用户体验而非单纯的数据训练。他认为,谷歌的机会在于利用用户使用 Gmail、日历、文档、YouTube、搜索等产品时产生的个人上下文(在获得用户许可的前提下),来提供更优质、更个性化的体验。他将此视为公司未来差异化的创新机遇之一,目前正在审慎推进。
未来交互:无缝、环境计算与 AR 眼镜
展望未来 5 到 10 年的人机交互,皮查伊描绘了一个“无缝”的愿景:人类需要做的“硬性适应”工作越来越少,计算将主动为人服务。他认为这是“圣杯”,而触摸、语音等技术正在一步步迈向这个未来。
他特别看好增强现实眼镜的前景。作为眼镜佩戴者,他亲身体验了 AR 眼镜,虽然目前舒适度尚不及普通眼镜,但正在改善。他相信,当 AR 真正成熟时,它将把无缝体验推向新高度,让计算“环境化”地存在并为你服务。他指的并非沉浸式显示设备,而是 AR 眼镜。结合真正多模态的模型,他认为这一范式非常有趣,能让人感受到下一次飞跃。他将当前 AR 的发展阶段类比于 2006-2007 年的智能手机,可能还需几个周期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皮查伊证实,谷歌在硬件上投入了大量时间,不仅限于 Pixel 手机和数据中心,也对 AR 眼镜、机器人等新形态感到兴奋。
竞争格局:AI 市场足够大,创始人深度参与
面对 OpenAI(萨姆·奥尔特曼 Sam Altman)、xAI(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Meta(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和微软(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组成的强大竞争对手矩阵,皮查伊展现了开放与务实的态度。他称赞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汇集了最好的公司和企业家。竞争的存在恰恰预示着我们将看到巨大的进步。
他特别提到2025 年 5 月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会面,钦佩其“将未来技术变为现实的意志力无与伦比”。皮查伊强调,AI 将开启一个比过去所有技术总和更大的机遇版图。他提醒人们,互联网兴起时,谷歌甚至还不存在。未来 AI 领域的赢家可能包括许多尚未诞生的公司。因此,格局并非简单的“谁击败谁”,而是关于哪些公司能够通过创新和执行,携手最优秀的人才取得成功。
皮查伊还分享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深度参与。他经常与两人交流,称赞他们很早就预见了 AI 的今天,并认为这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谢尔盖·布林更是以“硬核”方式投入,与 Gemini 团队坐在一起编码、查看损失曲线、反馈模型架构,为团队注入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皮查伊珍视与两位创始人“非线性思维”碰撞带来的灵感。
长期押注:量子计算与机器人
谷歌以对前沿技术进行长期、耐心投资而闻名,如 TPU、DeepMind、Waymo。皮查伊以同样视角看待量子计算和机器人。
他将量子计算目前的发展阶段类比于 2015 年左右的 AI。他预计在未来 5 年时间框架内,将会出现一个真正的“顿悟时刻”——用量子方式完成一项非常有用的实际计算,且远超经典计算机,从而真正展现该领域的潜力。他对此充满信心。谷歌的目标是通过云平台展示更多实用算法,并提供访问。皮查伊认为,就像无人驾驶领域曾充满噪音一样,量子领域目前也有很多宣布,但谷歌自认为处于前沿。
在机器人领域,皮查伊承认谷歌曾过早尝试应用层(如收购波士顿动力后又出售),当时机器人尚未深度受 AI 影响。如今,“AI + 机器人”的结合点已经到来。谷歌拥有世界级的机器人前沿研发团队,Gemini 在视觉-语言-动作模型方面的努力也属顶尖。他们正在思考如何通过合作或推出产品来参与其中。皮查伊观察到,人形机器人的进步神速,以至于他需要仔细辨别视频真假。他预测,距离机器人领域的“神奇时刻”可能还有两到三年。谷歌旗下公司 Intrinsic 正致力于成为“机器人领域的安卓”,而 Gemini 模型也将成为机器人领域的强大基础模型。
文化、人才与未来展望
针对谷歌文化从早期创新乐园演变为“骄纵员工”避风港的外部批评,皮查伊进行了辩护与反思。他解释,提供午餐等福利的初衷是创造积极、乐观、便于跨领域交流的创新氛围,这至今仍是谷歌吸引顶尖人才、激发基层创新的力量源泉。但他也承认,随着公司规模急剧扩大,有时次要议题会掩盖公司的核心使命。
过去几年,他刻意致力于重拾“使命聚焦”,强调员工聚集于此是为了创新并服务公司使命、产生影响力。当前的 AI 时刻带来的高强度与兴奋感,让他回想起早期的谷歌。他通过创建“实验室”等机制,鼓励小团队快速创新。他认为,文化需要不断微调以忠于核心价值观,出现漂移时则需努力拉回。
在人才争夺方面,皮查伊表示,谷歌在吸引顶尖 PhD 研究员方面依然具有竞争力,也有离职员工回归。他预见,AI 将使全球更多地方涌现出卓越人才,而不仅限于少数传统中心。
关于 Alphabet 作为控股公司的结构,皮查伊澄清,其本质并非单纯财务投资,而是基于共同的基础技术(如 AI)去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从而衍生出看似迥异但内核相连的业务。从 Waymo 到 Isomorphic(基于 AlphaFold 的药物发现公司),都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最后,被问及十年 CEO 任期内最大的骄傲与遗憾时,皮查伊对谷歌能够同时推动技术前沿(如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基础研究)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感到无比自豪。至于遗憾,他提到了一些曾激烈辩论但最终未完成的收购,例如 Netflix,但他更倾向于向前看,认为这些是“平行宇宙中的另一种可能”。
恒币科技CodeCoin在2026 AFD宣布稳定币牌照正式获批,标志其全球支付基础设施布局再下一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2026年9月10日】全球支付公司恒币科技CodeCoin亮相2026年阿斯塔纳金融日(AFD),创始人Benny宣布恒币科技CodeCoin获得AFSA稳定币发行牌照许可。活动期间,恒币科技CodeCoin与阿尔金银行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MOU),万事达、花旗银行、中金公司等机构代表共同见证。
取得该数字货币发行牌照许可,是恒币科技CodeCoin全球合规战略的重要进展。Benny表示,公司从成立之初便将合规和真实支付需求置于核心位置,希望通过监管许可、传统金融基础设施和支付技术的协同,改善跨境支付在成本、时效、透明度及可用性方面的长期问题。公司将继续在当地监管框架下推进相关业务,并把风险管理、资金安全和交易可追踪性纳入产品与运营体系。
Benny在演讲中指出,企业跨境经营仍可能面临到账周期较长、中间环节较多、服务时间受限和资金状态不够透明等问题。恒币科技CodeCoin的产品重点是让资金在合规框架内更安全、高效和可控地流转,并通过更清晰的支付路径和资金记录,帮助企业处理国际贸易、供应商付款、企业结算及多币种资金管理需求。
恒币科技CodeCoin定位为面向全球企业与个人的多币种支付基础设施提供者,服务企业、商户和跨境汇款等场景,重点简化跨境结算流程、降低汇率转换和中转环节的摩擦,并为传统金融覆盖不足的市场提供更灵活的支付路径。公司计划以合规许可和金融机构合作为基础,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企业日常可使用的支付产品。
安全与风险管理也是恒币科技CodeCoin对外强调的基础能力。公司官网披露,其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于2026年4月通过ISO/IEC 27001认证。账户与资金隔离、可审计支付流程、可追踪交易记录,以及跨司法辖区的合规和反洗钱体系,也被纳入产品与运营框架。恒币科技CodeCoin认为,全球支付的速度、透明度与监管要求必须同步推进,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服务能力。
除企业跨境支付外, 恒币科技CodeCoin也在探索AI Agent时代的支付需求。Benny提出,随着AI Agent逐步具备自主执行任务、调用服务和完成商业交易的能力,支付权限、数字身份、责任边界及交易记录将成为关键基础设施。AI Agent应在企业预先设定的额度、对象、时间窗口和审批规则内运行,每笔支付均应关联清晰的身份和审计记录。他强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信任软件,而在于谁来承担责任。公司始终是责任方,代码永远不是。”
香港是恒币科技CodeCoin的运营基地和总部所在地。公司正围绕不同市场推进合规和业务网络建设,并通过银行伙伴、企业客户、商户及支付通道形成跨市场协同。恒币科技CodeCoin管理团队此前参与构建和运营的系统覆盖70多个国家、服务规模超过10亿用户;这一数据反映团队既往经验,并非恒币科技CodeCoin当前自身业务覆盖。公司也已公布面向其生态的恒币科技CodeCoin Card产品规划,支持Visa、JCB及银联网络。
此次与阿尔金银行(中国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子银行)签署MOU,是恒币科技CodeCoin深化哈萨克斯坦本地金融合作的重要一步。阿尔金银行(中国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子银行)具备当地银行网络。双方将基于各自能力探索金融科技、跨境支付、数字金融及相关应用场景。万事达、花旗银行、中金公司等机构代表在AFD现场见证签署,也体现出本次合作在区域金融与跨境支付议题中的行业关注度。
哈萨克斯坦位于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市场的重要位置。恒币科技CodeCoin此前已在当地开展合作布局。公司官网新闻中心显示,恒币科技CodeCoin于2026年6月与阿拉套市管理局国家基金签署战略合作MOU,提出共同推动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与中亚的跨境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取得数字货币发行牌照许可并深化银行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国际战略中的节点作用。
未来,恒币科技CodeCoin将继续以合规为基础,以跨境支付为核心应用场景,围绕企业支付、国际贸易结算、AI Agent支付和多币种资金流转建设产品与合作网络。公司计划加强银行体系、监管框架与支付技术之间的协同,让新的支付服务进入企业日常经营,并以哈萨克斯坦为连接中亚和欧亚市场的重要支点,逐步拓展全球支付基础设施。
香港双周报丨字节聘请了前寇图高管投AI聚焦香港企业、政策、大事,捕捉香港两周内的商业情报。
作者丨李馨婷
来源丨投中网
大家好,欢迎浏览本期香港市场双周报。
先来看看持续活跃的港交所。
根据港交所最新数据,截至8月底,今年已有104家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额超过3400亿港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两周以来,登陆港交所的企业主要包括希音、梅卡曼德、麦科田、江波龙与优地机器人。其中,希音为全球在线时尚零售商,梅卡曼德为智能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麦科田为医疗器械提供商,优地机器人为全场景商用服务机器人厂商,江波龙则为A+H上市的独立半导体存储器厂商。
截至8月底,港交所待上市企业共501家,如今,又有明星公司将加入上市队列。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于本周以保密形式向港交所递交A1上市申请,正式启动港股IPO流程。不过,上述消息并未得到月之暗面的正面回应。另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透露的消息,还有更多来自中亚地区的国有基础设施企业正计划在香港上市。
债券方面,近两周,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均有债券在港交所上市。
其中,哈萨克斯坦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总规模为37亿元离岸人民币,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两个期限;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自2020年首次发行离岸债券以来,再度回归离岸债券市场。此次双期限发行包括5年期及10年期债券,发行总额为10亿美元;广东省人民政府则已经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点心债,发行总额为75亿元离岸人民币。此次发行亦为广东省今年规模最大的点心债发行。
近两周来,香港机构动态同样活跃。
据报道,字节跳动已聘请美国知名科技投资机构Coatue前高管蒋凯(Kai Jiang),负责设在香港的财务投资团队,并向字节跳动CFO高准汇报。知情人士称,这项任命将帮助字节建立一套更加系统化的投资流程,用于寻找和投资新兴科技创业公司。新团队将面向全球寻找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人工智能是主要方向之一。
据彭博,多策略平台型对冲基金Exodus Point 今年计划将亚洲员工人数增加近80%,预计到今年底在香港、新加坡及东京办事处的员工总数将达到约100人,高于今年初的56人,并预期人数未来将有进一步增长。据悉,Exodus Point上月已签署协议,将香港办公室面积扩大一倍至1.1万平方呎,预计到今年底在香港员工将达到50人。
Exodus Point成立于2017年,两位创始人均曾在全球最大的多策略平台型对冲基金之一Millennium担任高管。目前,Exodus Point的管理规模约为145亿美元。
同样在扩招的还有全球头部量化做市商SIG。据路透社报道,SIG计划将香港的办公空间扩大三倍,同时开启大规模招聘。该公司正在扩大其在亚洲的业务,并寻求更深入地进入中国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市场的机会。
SIG成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美国费城,今年二季度其SEC‑13F申报持仓总名义价值约1.28万亿美元。根据官网,SIG在亚洲的其他区域办事处还包括上海、北京、孟买、新加坡和东京。
此外,全球另类投资公司H.I.G Capital近期宣布,崔英熙(Younghee Choi音译)已加入公司资本募集团队,担任亚洲区主管。崔英熙常驻香港,将负责H.I.G全球私募股权、信贷和实物资产平台在亚洲的资本募集工作。崔英熙拥有超过15年的资本募集和私募市场经验,加入H.I.G 之前,她曾在黑石集团担任机构客户解决方案(ICS)和私人财富业务的高级职务,包括高级董事总经理兼韩国ICS主管。
H.I.G 成立于1993年,总部位于迈阿密,管理资本达750亿美元,专注于为中型市场公司提供债务和股权资本,并采用灵活且注重运营、增值的投资方式。
来自中东的金融机构也在持续加码香港。
据媒体报道,苏哈尔国际银行香港代表办事处在本周正式开业,目前在香港的团队规模大概为十几人。苏哈尔国际银行总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是阿曼第二大、增长最快的银行,2023年完成对汇丰银行阿曼业务的收购整合。截至2025年末,该行总资产91.29亿阿曼里亚尔(约合237亿美元),全年净利润1.005亿阿曼里亚尔(约合2.61亿美元),被阿曼中央银行认定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
中东金融机构在港扩张的步伐正明显加快:阿联酋最大银行阿布扎比第一银行计划将其香港办公室面积扩大约一倍;阿联酋第五大银行马什雷克银行计划于今年第三季度迁入面积约为现时两倍的新办公室——该行在港经营已超过40年。
政策动态方面,近期召开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2025年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商品贸易额增长近17%,达约3230亿美元,近1500间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在港设立办事处,较2022年增加约17%。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北部都会区(北都)发展进入新里程,采用创新“片区开发”模式,以“双信封制”招标,更注重产业贡献而非地价。首个洪水桥项目已由跨行业财团中标,将投入168亿港元,创造逾6000个职位,有效撬动市场资源,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在资金层面,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与银行公会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为不同项目量身定制融资安排,包括银团贷款、基建融资等。同时,特区政府积极发债,今年5月成功发行276亿港元绿债及基建债,获8.6倍超额认购。
北都发展聚焦产业落地,目前,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港投公司)与科技园正对接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搭建创科平台。由此形成“土地—资金—产业”闭环,加速经济转型。
具身智能,进入“对轰”时代?丨VC Weekly一次符合投资纪律的判断,会不会建立在一套正在过期的规则上?
作者丨蒲凡
来源丨投中网
本周四,《大北窑14F》更新了一期谈具身智能的播客。那期播客录制于8月28日,也就是宇树IPO的一周后,标题叫《我当年也否了宇树的BP》——这其实是投资圈里的一个经典段子,主要功能是用来自嘲自己没那个富贵命,或者用来感叹科技周期的变化之快。两位对谈嘉宾“有幸”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亲历者,也因此非常具体地还原了当时的感受。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他们都没有感到后悔,原因很现实。把时间拨回2024年,一家规模不大的基金,面对估值已经很高、产品仍在快速变化的宇树,需要考虑自己的基金规模、回报要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按照当时能够看到的信息,放弃并没有违背投资纪律。即使重新选择一次,他们很可能还是会作出相同的决定。
可当宇树完成IPO,问题就变得很微妙了。
过去,一家公司通常要先做出产品,找到客户,形成稳定收入,投资人才有足够的信息判断它值多少钱。宇树却在产品、技术和应用仍未完全收敛时进入了公开市场,早期投资人也提前等到了退出机会。虽然这个结果不能证明当年的否决错了,却让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摆到了所有VC面前:一次符合投资纪律的判断,会不会建立在一套正在过期的规则上?
所以,那期播客只是把“当年为什么没投宇树”当做了一切切入口。我们更想讨论的是,具身智能正在改写风险投资人熟悉的一切:什么时候下注,拿什么验证,怎样计算回报,以及一家公司的产业进度和资本进度,是否还会按照同一个时钟向前走。
那时候我也绝对没想到,就在节目上线的同一天,刚把梅卡曼德送进港股的邵天兰发了一则话题性十足的朋友圈。节目里反复推演的那种不安,一下子从播客里的假设,变成了行业里的公开争议。
邵天兰质疑,一些具身智能公司尚未证明产品能被市场反复购买,却急着用大项目、大订单和上市计划证明自己。他还把问题落到了收入上:如果客户、投资人、地方平台和供应链处在同一个圈子里,这些订单到底说明了多少独立需求?
这里最容易混在一起的是两件事:一笔订单有没有真的签,一笔收入能不能说明产品已经有人反复买。合同和回款都可以是真的;客户如果总来自同一个熟人圈,这笔钱依然很难回答第二个问题。数据采集中心和示范项目也可能是行业必需的基础设施,可一旦它们同时承担融资、落地、收入和估值四种任务,投资人就得重新判断,这究竟是市场在给产品投票,还是参与者在彼此完成任务。
VC最难受的是,两套规则眼下都能讲通。守着旧规则等客户和收入,明星公司可能在尽调期间完成下一轮,甚至直接走到IPO;顺着新规则,把融资、数据和场景都算作进展,又很容易把一场内部循环看成市场验证。
本周的VC WEEKLY,我们就围绕具身智能改写的这些规则展开:当技术还没有成熟,资本能把公司往前推到哪一步;一份看起来漂亮的收入,究竟有没有换来陌生客户第二次掏钱;以及投资人还能拿什么,区分一次合理的抢跑和一场彼此说服的繁荣。
本周重点推荐:AI公司需要从卖工具,走向接管一整段工作
9月6日,Lenny’s Podcast请来了硅谷风险投资机构a16z合伙人阿尼什·阿查里亚(Anish Acharya),双方对话的主题是《为什么公司正在变成一组不断运转的循环》。
阿查里亚曾创办社交游戏公司SocialDeck,并将其出售给Google,此后在Google和Credit Karma负责产品。做过创业者、产品经理和投资人以后,他发现AI正在改变软件公司最基本的生意模式。
过去,软件通常服务于一个岗位。销售使用客户管理软件,程序员使用代码工具,客服使用工单系统。软件帮助人完成其中几步,剩下的判断、沟通和交接仍由人负责,因此软件公司习惯按照用户数量收费。
现在AI出现后,软件有能力接管更长的工作。以修复软件故障为例,一条完整的工作链条包括接收用户反馈、复现问题、找到代码、完成修改、运行测试、提交审核、发布新版本,再通知用户。过去,这些步骤散落在客服、产品、研发和测试团队之间。AI代理可以沿着同一个目标连续工作,根据上一步的结果决定下一步做什么。阿查里亚把这种结构称为“循环”。
循环和我们熟悉的自动化流程有一处非常关键的差别。自动化流程按照提前写好的规则运行,遇到意外便停下来等人;AI可以观察结果、调整动作,再尝试一次。人类负责处理它暂时解决不了的例外,处理方法随后进入系统。
墨西哥二手车交易平台Kavak提供了一个例子。AI客服无法解决用户问题时,会把对话交给人工。人工完成退款、修改订单或者处理异常以后,系统记录这次操作。类似问题再次出现,AI便有机会独立完成。原本需要人反复处理的例外,被一点点吃进产品。
这个关键差异会改变AI创业公司的边界。它们过去向客服部门出售一款助手,现在可以直接承接从用户提问到问题解决的完整流程;过去向程序员出售代码工具,现在可以从收到故障报告一直做到修复上线。客户购买的单位,也会从软件账号变成一次解决问题、一次完成审核或者一项交付结果。
阿查里亚用工厂电气化解释这种变化。电动机刚刚出现时,工厂只是用它替换蒸汽机,机器的位置、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都没有改变。直到工厂围绕电力重新布置生产线,效率才开始大幅提高。今天很多公司购买AI工具,也只是给原有岗位增加了一位助手。更大的机会来自重新拆解整段工作,再把它交给一套能够连续运行的系统。
具体到本周关于具身智能的讨论,机器人同样需要完成一条循环:接收任务、识别环境、执行动作、检查结果、处理失败,再开始下一项任务。订单和出货量只能证明机器人进入了现场。每次遇到异常需要多少人工接管,处理过的异常能否在下一次自动解决,进入新工厂时是否还要重新驻场调试,决定了这条循环有没有转起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家收入相近的机器人公司,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意。一家公司每增加十台设备,就要增加一批操作员和驻场工程师;另一家公司不断缩短人工接管时间,同一个团队能够支持越来越多设备。前者的收入伴随着人力一起增长,后者开始拥有软件公司的规模效应。
软件时代,创业公司争夺一个岗位的工具预算。AI时代,一家公司有机会拿走一整段工作的收入。VC需要重新判断的,已经不只是产品卖给了多少客户,还包括它接管了多少步骤、留下了多少人工,以及每次运行之后能不能继续扩大这段边界。
本周其他推荐:有6000万用户,也可能被更强的后来者超过
9月5日,20Sales请来语音人工智能公司Speechify联合创始人兼CEO克利夫·韦茨曼(Cliff Weitzman),更新了《如何自建数据中心,以及ElevenLabs超过我们以后,我学到了什么》。Speechify最早是韦茨曼为解决自己的阅读障碍开发的朗读工具,如今拥有超过6000万用户。
按照AI创业最流行的说法,模型会逐渐普及,用户和分发才是应用公司的壁垒。可Speechify的遭遇却证伪了这一点,他们已经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却依然被成立更晚的ElevenLabs抢走了语音模型的注意力。韦茨曼承认,没有持续追赶最先进的模型,是他创办Speechify以来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Speechify的教训是,用户规模无法自动补上模型差距。语音质量出现一代差距,开发者会更换接口,企业客户也会重新选择供应商。Speechify随后开始自己购买芯片,投入数百万美元建设数据中心,并加入越来越昂贵的AI人才竞争。
一家从消费级应用起步的软件公司,就这样被迫向模型、算力和基础设施不断深入。AI应用公司未必会随着模型成熟而变轻。模型一旦直接决定产品体验,原本应该支付给云厂商的成本,可能变成公司自己的服务器、机房和研发团队。
这期节目给VC留下了一道很现实的估值题:一家AI公司拥有多少用户,只能解释它今天站在哪里;它与最强模型之间还有多大差距,以及追赶需要投入多少资本,会决定现有优势还能保持多久。
9月8日,Invest Like the Best请来历史学家、《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更新了《上帝、黄金与硅》。米德长期研究美国外交政策,这次讨论从人工智能一直延伸到贸易、战争和全球权力。
米德认为,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正在松动,美国积累的技术、金融和商业网络却没有随之消失。过去几百年的大国竞争里,英国和美国的优势都来自一组相互咬合的能力:技术创造新的生产工具,金融为扩张提供资本,贸易把市场连接起来,军事力量保护这套网络继续运行。
硅谷过去更愿意把自己描述成远离政府的创新力量。人工智能、芯片、卫星、无人机和数据中心迅速变成国家竞争的一部分以后,科技公司已经很难留在这个位置。米德把正在形成的一批人称为“科技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相信产业、金融、技术和国家能力需要共同增长,科技企业家也应当直接参与公共事务。
这会改变VC所处的环境。出口管制可能决定一家芯片公司能卖给谁,政府采购可能成为机器人和无人系统最早的大客户,供应链位置也会影响一家公司的融资和退出。技术路线仍由工程师推进,公司的边界却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力量塑造。
本周特别推荐:最像具身智能赢家的公司,可能根本不造机器人
具身智能最容易被记住的,往往是一台会跑、会跳或者会叠衣服的机器人。Applied Intuition几乎不提供这样的画面。它不生产汽车、矿车、拖拉机或者人形机器人,却希望让这些机器全部拥有自主行动的能力。
7月27日,Business Breakdowns请来Applied Intuition两位联合创始人卡萨尔·尤尼斯(Qasar Younis)和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更新了《Applied Intuition:让十亿台机器拥有智能》。公司成立于2017年,尤尼斯和路德维希此前都在自动驾驶公司工作。他们选择离开最受关注的整车竞争,把公司建在所有机器都可能需要的那一层。
训练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不能只靠它在真实道路上不断试错。因为有些危险情况几年才会出现一次,一次错误便可能造成事故。Applied Intuition最早出售的产品,是一套模拟这些极端场景的软件。车企可以让自动驾驶系统在虚拟环境里经历暴雨、突然横穿的行人、故障车辆和复杂路口,再检查它会如何反应。
这套能力很快超出了汽车。矿车需要在粉尘和崎岖路面中行驶,农机需要识别作物与障碍物,军用车辆面对的环境更加不可预测。机器的外形和任务不同,开发过程却高度相似:建立虚拟环境、生成异常场景、测试控制系统、定位失败原因,再把修改后的系统重新放回场景验证。
Applied Intuition沿着这条开发链继续扩张。公司最初出售单独的测试工具,随后进入操作系统和自动驾驶软件,再推出用于开发和部署自主系统的智能平台Dana。客户既可以保留自己的算法,只购买测试和开发工具,也可以直接采用Applied Intuition提供的整套自主驾驶能力。
这种位置给了公司一项少见的选择权。汽车行业押注端到端模型,工具仍然需要测试模型面对极端情况时会做什么;机器人采用双足、轮式或者履带式结构,开发者依然要模拟环境和验证控制系统;一家终端厂商在竞争中掉队,也不会带走整套工具的市场。
两位创始人还坚持一套相当克制的商业模式:客户按年购买软件,把Applied Intuition放进长期研发流程。公司不需要制造大批车辆,也不用承担每一台机器的硬件库存和现场运营。前沿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被装进了一门更接近传统企业软件的生意。
Applied Intuition已经融资10亿美元,两位创始人在节目中说,这笔钱几乎没有动用。融资为公司保留了进入新行业、收购技术和应对长期竞争的能力,日常扩张仍由收入支撑。具身智能公司通常需要不断融资才能完成研发、量产和交付,Applied Intuition展示了另一条路径:技术可以很激进,公司的现金流可以很保守。
投资人讨论具身智能时,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谁能造出最通用的机器人。机器人的身体路线还在变化,轮子、双足、机械臂和专用设备各自争夺场景;Applied Intuition服务的是所有路线都绕不开的开发过程。终端赢家尚未出现,它已经开始向每一位参赛者收费。
作者蒲凡
和曾鸣聊产业史观:我的非共识判断访谈:张小珺 x 曾鸣
曾鸣教授曾经是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也参与过两所商学院创建(长江商学院和湖畔),但他更令人熟悉的身份是:一名对企业战略有许多深度思考的研究者。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都受到过他的启发。
作为观察过互联网完整周期的研究者,今天我们聊了聊他对AI新时代、新范式的完整思考,并和历史上关键转折时期做了对照——聊完让我有了更全局的视角。
对AI的产业化发展,曾教授提出了许多“非共识判断”。我们总结了他的11个观点:
观点1:原生应用与基础设施成熟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性阶段;
观点2:我两年前以为AI到了Yahoo阶段了,现在看来,产业化还没有到浏览器阶段;
观点3:Anthropic、OpenAI,大概率不是原生应用阶段的大玩家、大赢家;
观点4:公共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商业模式成立,叫寡头垄断加政府强监管;
观点5:旧平台大概率不能演变成新平台;
观点6:岗位消失了,层级消失了,公司终将走向消亡,新的组织形式会兴起;
观点7:利他、同理心和自我逐渐变小,大概是走向卓越必不可少的因素;
观点8:战略生成系统:实际上是人跟AI一起训练一个组织的小模型;
观点9:机器人更好的类比,是电器的发展;
观点10:巨浪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谁觉得安全,谁就是最不安全的;
观点11:AI时代,人和人的差异在于创造力,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
以下是文字精简版,完整内容还是收看我们的播客吧:)
完整的播客视频已于小宇宙、Bilibili、小红书、视频号、微博等全平台播出。
观点1
“原生应用与基础设施成熟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性阶段”
张小珺:曾教授,像你这样长期制定战略的人,在面对AI时代巨大不确定性时,也会感到迷茫吗?你的真实感受是怎样的?
曾鸣:的确非常困惑。你知道一定会有很多新东西,但你不知道哪些是稍纵即逝的小浪花,哪些代表未来的大浪潮;什么会变,什么不会变,这些非常让人困惑。
这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智能:AI时代的商业、组织与战略的本质》。前几年,我一直琢磨这个问题,但很快又会把原来的想法否定掉。不过到今年上半年,情况开始明显:有一些趋势性信号开始converge(汇聚),出现相似信号。我看到一个可能的框架,可以解释当下很多事,甚至推演未来下一步的发展。我就不太焦虑了。
真正让框架浮现的,是我大概理解了AI产业化进入了哪一个发展阶段,以及每个阶段不同的运行规律。看清楚以后,对未来三、五年就有了清晰的指导意义。
张小珺:今天人工智能产业化发展到什么阶段了?你如何完整划分完整的周期?
曾鸣:我做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云计算,以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我都研究过一遍。大致看,新技术出现——我讲的是,巨大、通用技术颠覆性创新——都会经历三个阶段,很有意思:
第一个阶段,技术逐渐被社会接受,成为这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第二个阶段,基于这个基础设施产生海量新应用,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
第三个阶段,当这些海量应用出现,大家发现需要一些更底层的方法运行新的世界,我把它叫作“原生应用阶段”。
张小珺:以移动互联网为例,到了抖音、拼多多的诞生时期,属于原生应用阶段。
曾鸣:是的。早期比如,今天年轻人听说黑莓手机很少了,但黑莓手机是第一款被称为智能手机的,而且它在很长时间是垄断地位,市场渗透率很高。一直到2010年,还是美国市场智能手机的百分之四十几的市场占有份额,iPhone只有百分之二十几。实际上到iPhone 4以后,iPhone才开始领先跑。有了iPhone以后有了App Store,App Store以后出现了新一代原生应用。
我那时候投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还有墨迹天气啊什么的,一堆应用当时日活很快都过亿了,但会很快发现:它们不代表未来。真正是要解决核心需求的主流应用,才是那个原生应用。
张小珺:为什么要先经过一个应用大爆发的时期,才能走到原生应用阶段?为什么原生应用不是诞生于第二阶段?
曾鸣:因为应用的爆发,给了技术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技术成为基础设施以后并不是停滞不前,它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但到底往哪方向发展,是不清楚的。
就像刚才讲的字节。它先做了今日头条,甚至在那之前还做了内涵段子等一系列小产品。因为在技术早期,你不知道哪个东西能work(奏效),必须不断尝试。第一阶段,文字内容已经成熟,才会出现今日头条。今日头条又探索出推荐算法——一种既是技术模式、也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之后,随着带宽、算力等条件发展,短视频才出现。短视频这一新的呈现形式,与推荐算法这一底层技术结合,才有了抖音这样现象级原生应用,真正成为国民级产品。
原生应用与基础设施成熟之间,还存在一个过渡性阶段。
张小珺:能把第二阶段叫做过渡阶段吗?——好多处在中间的创业者听了,可能会很伤心。
曾鸣:所以我会犹豫。第二阶段本身非常精彩,也非常有价值。我把原生应用称为第三阶段,是想告诉大家:第二阶段可能还有三到五年,是非常精彩的时间。你没办法跨越这个阶段。没有第二阶段的积累,就到不了第三阶段。
基于第一阶段的积累,现在该做的,就是第二阶段该做的事:让应用大爆发。
张小珺:我们今天在AI产业化周期的哪个位置?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吗?
曾鸣:2026年是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核心原因是,今年年初,围绕token(词元)这个词形成了广泛共识。有两三个月,相关讨论非常密集。黄仁勋在英伟达GTC大会上说,英伟达的未来是token factory;Sam Altman也很快表达,OpenAI的核心是卖token。
为什么token重要?因为当一种技术有了标准度量衡,它就能够被规模化、标准化使用。今天,我们会说一度电、一吨水、一个GB流量。这些度量单位,让我们可以很简单地使用一项曾经非常前沿的技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调用多少token,能完成多少工作,需要付出多少成本。到这个时候,智能就开始成为社会基础设施。
这意味着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也意味着它开始成熟。它当然还会继续发展:服务越来越好,智能越来越强,成本越来越低。但它已经形成了相匹配的商业模式,也成为了大家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这个阶段已经成熟了。
张小珺:那么,我们已经来到第二阶段没有?
曾鸣:今年有意思的在于,既是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的标志,也是第二阶段的开场。
今年春节前后,还发生了一件让大家特别兴奋的事:OpenClaw,也就是大家说的“龙虾”。很多人春节没睡好,天天都在疯狂研究、使用这些东西。“龙虾”让大家看到,一个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Agent(智能体)所蕴含的潜力。大家之所以如此狂热,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AI正在进入第二阶段——智能体阶段。智能体,就是AI时代的新应用。
观点2
“我两年前以为AI到了Yahoo阶段了,现在看来,产业化还没有到浏览器阶段”
张小珺:这个类比或许有些刻舟求剑,但我们还是想试着做一下:如果把今天类比到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阶段,大概相当于哪一年?
曾鸣:这是我琢磨了两三年的问题。两年前,我做过一次演讲,“让我们拥抱Yahoo吧”。当时我的判断是:Yahoo很快要来了。但到今年初,我自己也有点纠结:怎么好像产业化还没有到浏览器阶段。
张小珺:也就是说,你的判断更加前移了。
曾鸣:是。看到OpenClaw这些东西出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还在等一个浏览器出现。不是浏览器出来以后发生了什么,而是浏览器本身都还没出现。
因为和Agent同时出现的,是skill(技能、能力)。我们去想,Agent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分享能力。我们把自己懂的能力封装起来,分享出去,让别人也可以调用和使用。OpenClaw提供了一个框架和思路:原来能力可以这样被封装、调用。
我突然想到,1992年我最狂热的是什么?是建网站。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建网站,而建网站的目的,是分享信息。
所以,这一轮AI创新正在让我们从信息时代进入能力时代。海量的信息和知识已经被处理、数字化,今天人们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四处检索信息,而是直接问ChatGPT要答案。但大模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1992年前后的建站运动,让人们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完成信息数字化的过程。
所以,做类比的关键,不是拘泥于技术表现形式,而是理解其背后的抽象结构和底层运行规律。当我想到:一个时代里,大家都在建站,分享信息;而今天,大家都在建Agent,分享能力——我就觉得,这个结构对上了。
浏览器为什么重要?浏览器完成了两个核心功能。第一,它通过HTML等一整套标准,建立了极其简单、统一的建站方式。于是,建站不再只是专业工程师的专业工作;只要有信息的人,都可以建站。它极大降低了创造和开发门槛。第二,它把浏览网站的门槛降到了接近于零。用户只需要点击,就可以完成信息浏览。于是,用户端一下子爆发了,供给端也爆发了,无数网站每天涌现。
但网站太多以后,大家又不知道该看什么。这时,Yahoo出现了。Yahoo最早是一个目录:在当天出现的一百个网站里,它告诉你哪些最有意思。后来网站变成一万个,它就告诉你排在前面的十个是什么,再进一步进行分类:娱乐、新闻、股票……
张小珺:Yahoo本质是在对信息进行结构化。它是在熵减,而不是熵增。
曾鸣:熵增的同时,一定要有熵减,降低大家的认知压力。我们今天处在熵增的过程中:各种skill(技能、能力)正在爆发。
张小珺:那谁有可能做“熵减”这件事?你看到AI时代Yahoo的雏形了吗?
曾鸣:我完全没看到Yahoo的雏形。所以我说,连浏览器都还没有出现。如果让我拍脑袋,我觉得下一个最大的机会,是一个类似浏览器的机会。它会把Agent标准统一起来,同时让用户用非常简单的方法调用Agent。然后,海量Agent才会爆发。这可能是未来两年最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张小珺:假想一下,这样的产品可能是什么形态?先决条件又是什么?
曾鸣:我们可以总结抽象规律,但一定推演不出具体的产品形态。这正是需要大家去创造的地方。
张小珺:从Yahoo到Google,中间还有几年,你既然没看到这个时代的Yahoo,应该也还看不到这个时代的Google?
曾鸣:这是我现在没法回答的问题。我不太确定,这个时代是否一定会有Yahoo和Google之间那样巨大的鸿沟。因为Yahoo后来就没有了。我还看不清,也觉得讨论得太早。我们先等Yahoo出现,让Yahoo先辉煌三年,大概才能看到谁会去挑战它。
Yahoo在1995年成立,到2000年左右都非常辉煌。Google成立以后,最初只是给Yahoo提供To B服务,为它提供算法支持,像是Yahoo下面的一个“小弟弟”。
从这个意义上,是Yahoo孕育了Google。
观点3
“Anthropic、OpenAI,大概率不是原生应用阶段的大玩家、大赢家”
张小珺:这个时代最关键的变量是模型,你怎么理解模型?模型的本质是什么?可以类比于历史上的什么?
曾鸣:有很多可类比的。大家讲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模型是一个炼油厂。
从广泛提供基础设施的角度,它又有点像另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公司——美国在线AOL。它是互联网基础接入服务商,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到互联网上,这本身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今天,大模型则是让所有人都可以轻易接入智能的入口。从这个意义,它也是一个基础设施服务商。
张小珺:你认为,OpenAI、Anthropic、DeepSeek、Kimi这些模型公司,只是一个基础设施服务商?
曾鸣:直白一点说,模型公司就是AI云公司——未来的AI云公司。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几家大模型公司,和几家云厂商之间的博弈,在美国变得非常有趣、复杂。因为云厂商觉得,它们付出了太多,得到的太少;模型公司则大概率认为,自己将来要自建云服务,甚至自研芯片,像OpenAI这样的公司。
这两个生态之间,可能发生一些碰撞和重新整合,最后形成几个比较稳定的AI云公司。这个趋势,我觉得是确定的。
张小珺:大模型公司有没有机会从基础服务提供商,跃升为一家成功的应用公司?
曾鸣: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如果主观给一个结论,概率不会太高。
张小珺:为什么?
曾鸣:没有历史上的先例。
张小珺:Codex现在做得很好啊,Claude Code做得很好啊,它们都是很成功的to C应用。
曾鸣:没有,这是大模型的一个基础延伸。Coding要成为基础智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coding,我们今天都谈不上可以调用API,token就不会成立。是因为有了coding的能力,才让token变得这么有价值,因为它的智能程度、推理能力突破了。
张小珺:但你看,像Anthropic这样的公司,它成立才五年,短短几年就已经是估值万亿美金左右的公司,在人类历史上都非常罕见。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曾鸣:这个描述本身是一个幻觉和误解。年轻人容易认为,每个时代“这一次不一样”。这就是典型的“这次不一样”。
我专门查过这个事情。回到我们刚刚讲的Yahoo,Yahoo在1995年成立,2000年达到了1,200亿美金的市值,五年时间。那个相当于什么呢?你把通货膨胀、纳指的涨幅算进去,那时候1,000亿美元,按大概8%年回报,就是今天1万亿美元的公司。
所以在2000年,五年时间能达到1,000亿美元市值,它对大家的震撼,不比今天Anthropic更不强烈。一样强烈。
我刚讲的那个后来消失掉的公司AOL,1988年开始提供服务,2000年高点的时候,是2,200亿美元估值,比Yahoo还高,是当时市值最高的一家公司。它再去收购传统媒体,收购华纳,达到3,000多亿美金,也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Google是1998年成立的,2005年达到1,000亿美元。黑莓公司在它的巅峰时期,也是一个硬件厂家,最快达到1,00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之一。
所以,当一个技术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第一波成功跑出来的公司,就会有这么大价值。
我觉得,Anthropic、OpenAI是了不起的,无论是技术突破,还是商业成绩。但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在类似阶段都发生过。但是,它不一定能活到最后。它很可能会往后活得不错,但它大概率不是原生应用阶段的大玩家、大赢家。
即使回到我们讲的石油比喻,炼油厂跟化工厂也是两类企业。化工企业后面比纯粹炼油的企业要有价值得多。化工就是应用,炼油就是最基础的,把石油开采出来,再变成基础的油。
还有一个类比是汽车。汽车离开了石油肯定不转,但石油公司肯定做不了汽车。你没听说哪个汽车公司,是由石油公司转化而来的。
张小珺:我昨天刚好看了一下,陆奇博士在2024年说过一段话,他说:OpenAI这种AGI公司,未来一定会比Google大,只是大5倍还是大10倍的问题。
按你刚才的论述,我理解你不仅不认为“OpenAI是AI时代的Google”,甚至觉得它们可能只是历史上的过客,甚至会消失。是这么个观点吗?
曾鸣:我是这个观点。
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个10万亿美元的公司,但未必是现在领跑的这两家。
我理解陆奇博士想说的是,未来会有一家“AI时代的Google公司”,它很可能比现在的Google大10倍。
张小珺:不,他说的就是OpenAI。
曾鸣:我理解。但那个时候,大家大概只想得到OpenAI会代表未来。
我自己是一个商业史研究者,我研究的是商业世界的动力学规律。我能看到的理论框架告诉我:第一阶段的企业,很难活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企业,很难活到第三阶段。
张小珺:这是为什么?
按理说,它们这么早就出现在市场上,对最前沿信息最敏锐,为什么不能及时转型?比如,我马上从一家基础设施公司转型成一家Agent公司,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顺畅。
曾鸣:我觉得不顺畅。因为第一阶段的技术,核心是“可不可用”,它有很多原创性技术创新。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第一阶段的技术发展渐渐缓慢下来,才能变成大家都能调用的技术——我就不用再去重新开发轮子了。而第二阶段的应用,需要很强的洞察力。它要的是产品很强的原创力,跟普通用户的同理心,以及一堆新的应用技术。
第二阶段并不意味着技术创新结束了。只是技术创新不一定再沿着第一阶段“把基础模型做得更强”的单一轨迹发展。应用爆发以后,会出现一批新的技术问题。你也可以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理解为新时代的模型技术。它依然有很多前沿创新可以做。
比如上下文管理。Agent要完成复杂任务,怎么理解、保存、调用和组织上下文,本身就有很多技术创新空间。你很难严格界定:这些创新到底算不算“大模型”,其实没有那么清楚。
在这之后,AI还可能出现新的技术范式。现在出现的很多neo lab,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转向探索和开发:这个阶段的应用真正需要哪些新技术。技术依然会进步。只是未必沿着原来的轨迹线性增长,而可能发生技术范式的变化。
所以,未来第二阶段的王者,可能是把强大的应用洞察和新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的公司。
观点4
“公共基础设施,只有一种商业模式成立,叫寡头垄断加政府强监管”
张小珺:在你看来,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最后模型公司格局会形成什么样的状态?
曾鸣:非常简单。公共基础设施的行业,只有一种商业模式是成立的,叫寡头垄断加政府强监管。
第一,整个社会依赖于它,政府一定会强监管;第二,供给如此重要,不能只有一个供应商;第三,由于这个基础设施投入这么大,所以不会无序竞争,不会有很多供应商。
这就是经典的寡头竞争、政府强监管,保证社会有稳定、低成本的供给,这才叫基础设施,对吧?水电费能随便涨价吗?当然不能——我知道这个现实对很多现在创业的人很残酷。
张小珺:像OpenAI、Anthropic、Google这样的frontier前沿模型,如果它们最终会并存,这里面有优劣之分吗?
曾鸣:当然有优劣之分。这是这个阶段最有价值的竞争。我讲产业终局,并不否定现阶段这些竞争的重要性,也不否定这些企业了不起的地方。
而且今年,特别是Anthropic先领跑,OpenAI再跟上,Google阶段性被甩下,其实就是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出现了一些差距。像xAI和Meta,直接退出竞赛了。寡头竞争的过程中,已经有人退场、掉队了。
张小珺:为什么xAI和Meta会掉队?看起来它们资源很多,创始人高度重视,也算是“一把手工程”吧。
曾鸣:这就跟我新书里讲到的“智能复利”有关。Anthropic从去年下半年,可能到今年上半年开始,让大家比较清楚意识到:它们开始用大模型训练大模型了,也就是AI进入了它们的主业——大模型训练。它们把AI这个工具,用到了自己的主业上,模型训练能力大幅提升。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大家如此兴奋。大家发现,大模型还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提升这么高的性能。这就是因为大模型本身进入了训练过程。但还没有到现在又很火的那个词——完全自我驱动的self-learning(自我学习)。它只是局部被使用,但已经产生了很大价值。
这两家公司也有组织上的优势。所以,当组织优势和一种新的技术运营方式结合,它就产生了巨大领先优势。而这个领先优势,已经开始把比较弱的玩家甩出去了。
张小珺:这是美国模型,中国模型公司会如何进一步演化?
曾鸣:中国和美国保持了两个不太一样的生态。中国模型公司会持续追赶和发展,但中国模型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有点类似美国公司。这几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最后比如说今年底,谁如果跑不到3T模型,估计谁就出局了。
它是淘汰赛,就像世界杯一样。你可能现在8进4,接下来4进2。最后留下有限的几家,成为基础设施。
张小珺:现在看起来谁淘汰了?美国我们知道了,中国呢?
曾鸣:就看年底。年底3T,现在大家卯足了劲在搞这个。等于智谱有点领跑,Kimi在3T上先交卷,成绩基本满意,再接下来看MiniMax,千问肯定很快会发。差不多都在跑这个新的竞技线。
张小珺:不论中美,模型格局今年会稳定下来吗?
曾鸣:还真不一定。可能要到前两三名的优势和后面拉大了以后,这两三家之间就不太容易再拉开了。要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效应”,让其他家很难超越。
在美国,Anthropic和OpenAI就从“智能复利”的飞轮开始,因为它们会继续往self-improving(自我改进)这条路上走,和其他人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它们有点形成了“黑洞效应”。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云厂商有点慌了:将来这两者之间会形成什么合作关系,变得非常重要。
张小珺:在你看来,做模型的窗口期关闭了没有?新公司还应该再做模型吗?
曾鸣:以我们定义的、作为基础设施的大模型公司的窗口,肯定关闭了。因为已经进入竞争接近、智能飞轮都已经跑起来的阶段了。你这时候进来,就完全没有积累了。
张小珺:这些模型公司最后是会趋同,还是会分化?
曾鸣:寡头竞争的特征是:有一定差异化,但又足够同质化。同质化保证可以被替代,差异化让大家还有钱赚。
张小珺:所以模型公司是好生意吗?
曾鸣:是个很好的成熟生意。我们为什么说企业都是时代的企业?你肯定不会是当红炸子鸡。过个三五年,如果你真的没有进入下一个阶段竞争,你就成了一个大家都调用你服务的公司。大家只会在不稳定的时候complain(抱怨),不会天天夸你。
观点5
“旧平台大概率不能演变成新平台”
张小珺:如果按照你说的,模型公司是基础设施服务商,未来什么样的公司能成为新的时代性的公司?
曾鸣:就是看谁是Netscape、谁是Yahoo,谁把Agent的标准建立起来,谁抢住Agent的用户入口——这个观点跟大家今天的想象很不共识。
你现在去WAIC大会,只有到地下一层一小块区域,才能看到做应用的公司。二、三层的大厂,做的都是现在已经有的东西。
未来三年,是有可能开始出现Agent入口的。因为Agent太多了。换一个普通人角度:你怎么知道哪个Agent能用?你敢不敢把一件重要的事交给Agent?你钱包敢交给Agent吗?你个人隐私敢交给Agent吗?这种信任从何而来?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新的服务商来建立信任,让我们愿意说:"OK,我相信你定的标准,我相信你的推荐,我相信这个Agent我是敢用的。"
张小珺:新的时代,会诞生新的平台吗?
曾鸣:肯定会,入口就是平台。上一代的平台,是因为信息效率不够高,需要一个平台来让信息流转。今天,可以用判断力代替信息不对称,但判断力也是稀缺资源。
所以一样会出现双边市场——海量Agent开发商跟海量用户之间,怎么完成匹配?我们看一个网站,很容易判断好坏。但用一个Agent,是有可能出现很大负面影响的,判断Agent的能力要求高得多。
在这个阶段,我们大概率会让渡判断力给一个独立第三方,认为它是值得信任的。这就是典型的双边市场结构,有中等程度的网络效应。
张小珺:新的平台和旧的平台,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旧的平台能演变成新的平台吗?
曾鸣:大概率不能。旧平台做的是简单信息匹配,新平台要做的是能力跟需求匹配,复杂度高了很多,两边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新物种的匹配。
张小珺:所以还是会诞生新的公司?新平台的诞生,距离现在大概还有几年?
曾鸣:会诞生新的公司。因为你如果不是Agent原生,你怎么能判断得了Agent?怎么能给Agent提供一个最好的通用开发平台?——大概就是三到五年。
张小珺:今年大家也在谈Agentic OS,在你看来这是什么?现阶段重要吗?
曾鸣:我觉得没人能定义得了Agentic OS,我把它放在第三阶段。因为你是OS就开始调度资源,不再做匹配了——你只要告诉它一个意图,它直接调用市场上所有Agent,帮你把活干完,你都见不到那个Agent。
所以,只有到一个足够复杂的阶段,才需要直接调度Agent。Agentic OS,比我们想得要远。大家在第二阶段就容易去畅想第三阶段,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但大概率没法落地。
张小珺:Agentic OS的话语权,有可能被谁争夺到?——模型公司?应用公司?互联网公司?还是像苹果这样软硬一体的公司?
曾鸣:照我的理论框架,肯定是一个谁都不知道长啥样的公司,这才叫大创新。要不然它不deserve未来的那个价值。因为Agent长成啥样,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对吧?
讨论第三阶段的好处是,你大概知道终局在哪个方向,做第二阶段的时候会更有针对性。
张小珺:今年Agent应用公司很惨淡,可以说是近两年的冰点。去年投资人投应用公司的热情高涨,但今年大家觉得"那不就是模型的一个skill吗",应用公司就很难融资了。这个现象会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
曾鸣:现在是应用领域创业者的反共识阶段。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应用,让大家看到它有多大潜力,以及它该怎么做,大家都在摸索。
比如,视频生成是相对成熟的领域。做Agent的公司也很多,大家最终目标可能是做AI时代的TikTok。大家都知道离得很远,那你第一步到底做啥?这个非常考验功力。AI短剧、动漫,门槛太低,模型能力顶上来以后,基本上就干完了。
我们正好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模型的能力已经溢出到很多简单任务,它自己就能干了;但我们又没有找到一个足够大的场景,可以用Agent的方法真正让AI做一件足够复杂又足够有价值的事情。
大部分人低估了Agent的难度。去年大家有点像小孩过家家——有个新玩具,就开始下场玩各种各样的东西。考核标准也很简单,只要有ARR就好。一个新技术当然有价值,总有人愿意付费。所以,我去年底在整个硅谷的感受,就像一个创业天堂,所有人都玩得很high。但今年,模型能力有了大的突破,原来那一批过家家的小孩就被淹没了。
今年我听到一个普遍的感受:大家都觉得智能是真的能干活了,可以信赖了,因为推理能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开始真有人想,我能不能严肃地拿它干点重要的活?这才是应用阶段开始的真实标志。
张小珺:模型公司会吞噬一切吗?
曾鸣:模型吞噬一切的前提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模型射程内。按现在的范式发展,模型肯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智能够用了,然后会有一堆新的技术出来,去做不同场景下的东西,那你模型就不可能吞噬到所有的一切。
我举个直观的例子。1892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照亮了曼哈顿一平方公里的地。1910年有一个实质性突破,电网覆盖了美国主要城市。在那一年,才出现了两个真正的to C大应用:洗衣机跟电冰箱。收音机也是那个时候。第三个离不开的家用电器,空调,到1925年才出现。电视机到1930年才出现。
应用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
讲到公司层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爱迪生发明了电,他认为发电更重要,所以成立了通用电器,最早做发电设备。但他没意识到电网非常重要,所以他的助理离开了,成立了美国第一家送电公司。而通用电器真正成功,是因为它生产出了最早的电冰箱跟洗衣机——是因为一个to C的应用突破了,电网成了基础设施,大家不再关心电网公司的品牌,但通用电器繁荣了六十年。
张小珺:现在的应用公司,做着做着就会开始训模型,比如Cursor,否则应用公司在和模型公司竞争的时候没有竞争力。你觉得应用公司应该训自己的模型吗?
曾鸣:我还是澄清一下概念。Agent跟模型之间的边界会逐渐清晰。Agent公司的技术创新可能也非常大,只是它不一定跟现在大模型技术创新的轨迹一样。同时,因为大模型之间的竞争,会让大模型能提供的能力成为一个大宗商品、基础设施。所以作为智能体公司,其实没必要再开发大模型了。
Cursor不是我们定义的这种主体。它只是在coding能力不够的情况下,在试模型能力的边界在哪。当模型发展以后,它其实被fold into,被包进去了,成了模型迭代的一个养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张小珺:所以Agent公司不用自己训模型?
曾鸣:不用训传统意义上的模型。你可以稳定调用,不用担心模型公司切断你——有一个合理的替代品随时可以接上来。
张小珺:以Manus为例,Manus需要自己训模型吗?
曾鸣:Manus看它接下来想训什么样的模型。它做Agent,也要做很大的技术投入,所以Manus正好卡在那中间,得去探索边界在哪。但这可能都是我们阶段性遇到的问题:模型公司要怎么做应用,应用公司要怎么做模型。慢慢的,产业生态可能会更加清晰。
张小珺:也有人说,这一波AI应用很难形成上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那样的“数据飞轮”,你怎么看?
曾鸣:“数据飞轮”升级到了“智能飞轮”,这就是我讲的“智能复利”。
“智能复利”,是你调用了基础智能,让Agent具备更高的智能去完成特定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数据飞轮”。“数据飞轮”的前提是真实世界反馈,真实世界反馈的前提是Agent要独立干活,离开人的参与。
这中间一定会有算法创新——包括上下文管理、记忆、新的交互方式。这会形成一个“智能复利”,在这个场景下变得越来越聪明,然后渗透延伸到其他场景,解决更复杂的任务。运气好撞上了最能规模化、最能泛化的那个场景的人,就最有可能形成黑洞效应,进入第三阶段的竞争。
张小珺:现在看到这样好的场景了吗?
曾鸣:应该还没有,有的话就火了。我1993年在UIUC读书,是浏览器诞生的地方,我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用浏览器的一万人之一。整个校园都疯了,天天晚上不睡觉,在用浏览器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网上能看的东西怎么这么少?就有人意识到,做个网站上传上去肯定是最有意思的事情,马上有人发现这是一个商业机会,飞轮就转起来了。
张小珺:刚才说的是“数据飞轮”,AI时代的“网络效应”会是什么样?
曾鸣:“网络效应”会继续存在,成了这个时代的标配。因为最后还是要广泛连接的,越多元化、越差异化的数据越能产生新的洞察。同样类型的数据,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价值是边际效应递减。
“网络效应”的升级版是“黑洞效应”。“黑洞效应”就是应用场景越多,连接越复杂,你就更有可能拓宽你的智商。我在《智能商业》里讲过,DNA螺旋的两个组成,一个是“数据智能”,一个是“网络协同”——“黑洞效应”相当于这两个都升级了。
张小珺:可不可以说,到今天,一个非常好的to C Agent尚且没有诞生?
曾鸣:我有限的范围内没有看到。但它会出现,没有大家想得那么悲观。
张小珺:有没有可能,应用到最后就是几个模型公司做出来的?
曾鸣:有可能,OpenAI一直就想做。但能不能做到,那是看它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模型公司一定会想做,也一定会做,问题是最后能不能成。
张小珺:站在2026年AI应用的冰点时刻,你有什么想对苦苦挣扎的应用公司CEO说的?
曾鸣: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融资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做一件全新的事情,早期就是会比较困难。
观点6
“岗位消失了,层级消失了,公司终将走向消亡,新的组织形式会兴起”
张小珺:2026年还有一个现象,除了这波应用公司,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出现了好多neo labs。他们的方向可能有AI for AI,有世界模型。你怎么看neo labs背后涌现的根本原因?大家为什么需要去探索新的模型范式?
曾鸣:可能几个方面。一部分人看到了现有范式天花板,或者像Yann LeCun(杨立昆),从原理上就认为这个事情有偏差,或者天花板有限,他终于有了机会去试一下自己一直有的想法。这是一类。
第二类是觉得scaling law有边际递减的趋势。不管它现在发展多好,早晚有这个趋势,大家才会一起都出来。
第三个反而是因为大模型的基础能力到了一定的程度,大家可以尝试一些跟现有大模型技术路径不太一样、但也非常底层的创新,比如像AI for Science,而且也需要大模型支持,但做的事情跟现在的大模型技术路径不太一样。这几大类都被统称为了neo lab。
张小珺:neo labs会成为一个过渡型的现象,还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组织形态?
曾鸣:我觉得它是新的组织形态的早期雏形。它会继续演化。它为什么会叫neo lab,就是因为不满意公司嘛——就是说,公司要被淘汰了。
张小珺:会吗?公司被淘汰。
曾鸣:肯定的。因为公司跟工业时代是一起产生的,工业时代之前没有公司,只有手工作坊。工业时代最大的制度创新就是终于有了公司这种组织形式,让现代化管理可以被运营起来,才能支撑公司的规模化扩张。它是个配套制度。如果工业时代的基本经济规律被挑战了,它的组织形态肯定也会被挑战。所以大家更愿意叫lab。
但我为什么说它是雏形?是因为它更像这批研究员在一起工作的状态,但它会变成未来普通人也用这种更加AI原生的方式工作,所以它会有一些新的演化。
真正的第一个neo lab是OpenAI。这批企业应该叫neo neo lab,借用了neo lab这种组织形式,但开始做不同的事。所以neo lab的本质应该是lab,不是公司。
张小珺:你觉得这个未来会成为常态?未来我们会叫那个组织叫什么名字?
曾鸣:现在不确定,大概也不会叫lab。你看我这本书里,我刻意从头到尾都在讲“组织”,特意不用“公司”这个词。
今年大家都在谈“AI原生组织”,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三个词?就是因为这个词还没有被定义出来,这个组织形态也在刚刚的孕育期。可能五年以后,我们会有个新词,但今天没有。
张小珺:你觉得公司作为工业化革命的产物,它有可能会消失、会消亡?
曾鸣:科层制管理的这种公司制度会衰亡。但人类的分工协作会继续,组织永远会存在,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但组织用哪种形态,是个历史演化的过程。
张小珺:为什么AI革命带来的变化如此剧烈,剧烈到连组织形态都已经从公司开始向其他的形态转变?
曾鸣:讲两个类比就能理解。第一个,至少把它类比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基本上颠覆掉了以前所有农业时代的那些东西。那么AI如果是超越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工业时代的大部分东西也会被淘汰掉。
第二个,从更底层说,人类一直很自豪自己是地球上唯一的智能动物,典型标志是因为我们有语言,会说话。那AI也能说话,AI能理解人的所有知识,AI也具备了智能。所以,我们未来世界发生的变化是超出我们想象的。过去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二十年以后完全可能不存在,这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
张小珺:那么,AI原生组织应该怎么搭建?
曾鸣:岗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岗位是公司最基本的运行单元,我们应聘都是应聘个岗位。公司要发展,先要定一个岗位,给一个工作描述,然后去招人。因为有岗位,所以有汇报线,有层级,有相应报酬,所有东西都跟岗位连在一起了,岗位是现在组织的基本单元。
但AI时代,组织的基本单元是任务,是什么是要被解决的事情。大家是围绕着任务流转,组织肯定就会完全不一样。
张小珺:如果从岗位变成任务,人应该怎么在这个组织里结构起来?
曾鸣: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探索的最有意思的问题。阶段性产品是大家讲的,AI一定要嵌入工作流,但这只是阶段性产品,因为那个工作流是为人设计的。
所以AI原生组织会从第一天开始就去定义那个任务,去拆解那个任务,再去分配那个任务。所有的人和AI都是围绕着任务,硅基员工和碳基员工都是围绕着任务流转在协同的。
张小珺:如果没有一个岗位了,那以后找工作找什么?
曾鸣:你去认领任务。现在这几个大lab都是在任务发布,你去认领——你觉得你能干你就接;你能deliver结果,你的东西就上线了。公司只要发布任务,你只要去认领任务就行了。
张小珺:它是一个更加网状的结构,层级会进一步减少?
曾鸣:层级不存在了。
层级存在是因为不知道谁说了算,那就先定个层级,层级高的人说了算。它不是以判断力为标准,当然这个层级本身跟判断力的积累有关,但它原则上是谁级别高谁说了算。
但未来是,谁的能力强,谁被调用。
张小珺:所以基层、中层、高层这种结构也就没了?
曾鸣:为什么叫“科层制管理”,它就是有这样的垂直分工,有命令线。当这个命令线被打破,将来的协同就不是靠命令了。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层肯定是消亡了。
张小珺:企业怎么激励员工?当你设置这种层级,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作为激励手段让你有层级可以向上攀爬,未来的绩效考评和人的驱动力来自于哪里?
曾鸣:本质是自驱。为什么这半年硅谷最流行的词叫high agency?我们讲主观能动性,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有没有成长,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成长了,你开心了,你就继续做;你没成长,你不开心,你就换个地方。
张小珺:而且,人未来的竞争对象也不只是你的人类同事们,也包括你的AI同事们。
曾鸣:是啊。第一个,的确要向内看,找到你的驱动力。第二个,你要明白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第三个,你要找到这个能力最适合应用的场景,跟着这个场景一起去成长。第四个,因为你接了任务,你交了结果,这个东西非常透明,所以你一定会得到相应奖励。为什么这些top researchers转会费那么高呢?因为贡献很透明。
张小珺:所以我可以理解,neo lab不能算是一个阶段性产物,它可能算是一个新时代组织的早期孕育形态。
曾鸣:对。之所以叫lab,是因为现在主要的员工是研究员,研究员最能理解的是一个lab。他们不喜欢公司,也不喜欢大学,但他们喜欢lab,所以就叫neo lab。但将来,所有有创造力的人都会在现在的新型组织里存在,那个时候大家就不会局限于lab这样一个称呼。
张小珺:但也可能不叫“公司”。
曾鸣:肯定不叫“公司”。
张小珺:所以,公司会消失,公司会消亡?
曾鸣:这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将来有更好玩的。你说,多少人现在去公司上班是开心的?
张小珺:不开心。
曾鸣:对啊,那你将来可以有更开心的方法,那不就是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吗?
张小珺:所以那个组织该怎么叫?
曾鸣:Club,俱乐部?或者,大家喜欢球队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NBA明星球队,是明星球员,肯定是最大的成就。这批人会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叫他们自己。
张小珺:如果“公司”终会消亡,现在的“公司”怎么办?它们已经形成了。
曾鸣:转型、升级,成为新物种。不换脑袋就换人。自己的认知先要升级。为什么现在在讲AI原生的认知和理念有价值,因为你得理解新物种会长成啥样,你至少要理解要跨的鸿沟有多大,才会去努力。要不然大部分人顺着惯性就是AI+,一路+下去了。等原生的公司真起来的时候,你会很绝望。
只不过转型非常困难,它本身是反人性的。
张小珺:在未来,“一人公司”会成为发展方向吗?
曾鸣:不会。“一人公司”只是说,公司很多职能坍塌到一个人身上,一个人现在能干原来几十个人能干的活,但是一个人能干的活永远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有组织,一定会有分工,一定会有合作。
“一人公司”是阶段性的产物。它只是让大家理解了,一个人由于有了AI的帮助,能够干原来一个公司花了那么大管理跟协调成本才能干到的事情。所以,将来的每个人就是一个“一人公司”,你就是个“六边形战士”,你在那个组织里再去跟其他的“六边形战士”合作。
张小珺:当下的这些neo labs有泡沫吗?
曾鸣:大概率有吧。但早期的泡沫肯定是好事。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大家都看到类似机会,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价值。你事先没有一个上帝视角知道谁对谁错,你只能是让大家去试错。市场就是说,OK,我知道这是方向,我愿意投入这么大的资源支持大家试错。
这一轮neo lab之所以可以以这么高的估值开始,是因为大家认为它们至少起步是OpenAI和Anthropic。当你的潜在回报是这么高的时候,当下原意下的赌注就更高。
观点7
“利他、同理心和自我逐渐变小,大概是走向卓越必不可少的因素”
张小珺:好了,我们现在来聊聊创业人群吧。AI时代的创业者,呈现的特征和过去有没有发生变化?
曾鸣:这个阶段的变化非常明显,就是科学家创业嘛。但它不会持续到下个阶段,下个阶段科学家创业的比例会大幅下降。
张小珺:你之前说过,优秀创始人和卓越创始人是不同的,他们分界和差异是什么?你能一眼识别哪个是卓越的创始人、哪个是优秀的创始人?
曾鸣:识别不出来(笑)。为什么说卓越难?最重要的一句话:卓越是事后认定的。是因为你克服了一次一次的负反馈,当所有人都不认可你的时候,你最后会以巨大的成功证明你是时代最早的先知。所以卓越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优秀是一个持续有正反馈的成长过程,这两条路径完全不一样。
大部分人是优秀的人,因为优秀跟人的心态比较匹配。真正卓越、有疯狂想法、能走向卓越的人,是非常低的比例。狂想的人可以很多,也很容易;但你不但想对了,还能落实,是极为稀缺的能力。
而且你问这些人,他可能也未必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同。这就是在《基业长青》/《优秀到卓越》书里讲到的,他看到的那些特别卓越的企业,当你真正问这批人,他们有个极大的特质——都是把成功归于别人,都认为自己是因为运气。他是搜集了这些人的访谈、对外沟通的信息。我一开始听起来觉得有点反常,但你真正去体会的话,应该是那样才有可能。
张小珺:为什么?
曾鸣:因为事情大于人,你一定自我很小,才能走那么远。是时代成就了你。如果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你有多牛,就是他书里讲的“第四级领导者”。在某一个时间点,世界会打你的脸来证明,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利他、同理心和自我逐渐变小,大概是走向卓越必不可少的因素。
你ego大的话,你会一直想要证明自己,你就会一直在那个正反馈的循环里。你大概率走的是一个普遍性正确的道路。因为你急着证明自己,所以你需要短期反馈。你是为了自己的ego,你不会去真正地去感知和理解真实的世界,你对信息的处理一开始就会容易受你先入为主的判断的影响。
张小珺:那如果走的是另一条卓越的路呢?
曾鸣:他想的是,我要怎么把这个事情最大化,我愿意听更多人不同的意见,我相信大家都很优秀,我们是为了成就这个共同的梦想,那整个公司的凝聚力就不一样。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使命驱动的公司。
你如果问我,我也会把公司分成四个层级:机会驱动的公司、战略驱动的公司、远见驱动的公司、使命驱动的公司。但这个使命是发自内心的,你真心believe的,你完全相信跟拥抱的,不是你编出来写在墙上激励别人的。那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
张小珺:怎么辨别它是一个使命还是战略?——这个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曾鸣: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经常有创业者过来跟我讨论战略问题,我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把他们搞懵了。我会问:十年以后,你会对怎样的自己满意?这个问题是最能反映你对自己当下是什么期望的,你这一段的旅程是什么驱动的。
张小珺:但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自我ego的问题。你有自我ego,你才会想十年后自己什么样。
曾鸣:比如说,有的人讲,我就是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我希望这个事情能成,这种肯定事情已经大于人了。有的人说,我就是好奇,这个也比证明自己要有意思。有的人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一百亿美金的公司。
张小珺:这是负分答案?
曾鸣: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自我驱动,就是要一个外部认可,他很多东西都会基于这个去做调整跟变化,他不是一个内在驱动,他受外部的衡量标准影响很大,每一轮的估值就容易对他有冲击。
张小珺:你听过最好的回答是什么?
曾鸣:马老师(马云)最早创业之前讲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那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马斯克去火星也是使命,这是一个脱离自我的事情,他要把人类带入外太空时代。
观点8
“战略生成系统:实际上是人跟AI一起训练一个组织的小模型”
张小珺:关于战略,我很好奇的是,当制定战略决定的那个时刻,你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好战略?
曾鸣:不知道。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了。所有真正成为时代企业的,最后被证明了它那个反共识是成立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疯狂的想法,其实就没有了,这点是一定要去强调的。你看到的是survival bias(成功者偏差)。最成功的企业一定是反共识的,但反共识不一定成功。但是在当时,我们基于自己的能力,能看到而且也愿意相信的,就是那样一个图景。
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怎么创造未来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划。
张小珺:只有反共识的战略才能够大成吗?我在一个共识赛道,但我做的比所有人都强,它能大成吗?
曾鸣:那就是优秀嘛。卓越一定来自反共识。
张小珺:对创业者来说,哪些是非共识,哪些是噪音,怎么辨别?
曾鸣:这跟战略制定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你就是在判断信号跟噪音。一个是,尽量感知得全面一点,真实去体会外界发生什么变化;另一个是思考要更深入一点,这样你大概能慢慢分清楚噪音跟信号。
很多人是不太过脑的。思考不深的话,当下流行什么,你就跟着流行去了,会很累。因为你一直在追趋势,别人已经领跑两步了,你没看见,你只看见他冒出水面的第三步。你追肯定就是第一天就是输掉的。另一个,因为接触的面太窄了,你容易做出一个局部的最优判断,但你可能失去了一个更大范围的视角。
张小珺:听你说,感觉战略到最后好多都是心法。
曾鸣:我个人是比较爱琢磨心法层面的事情。理论反而容易把大家框住,因为你只记住了那句话,依葫芦画瓢,就容易出很多问题。但心法如果你掌握了,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随机应变。
张小珺:你强调,AI时代做战略首先要搭建组织,其次才是战略,战略也是实时变化。那么,今天制定战略还重要吗?你以前说要“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这个在AI时代还奏效吗?
曾鸣:今天战略无比重要。你做错一个重要决定你就出局了,淘汰赛可能以几个月来计划的。
我为什么会讲,AI时代需要一套新的战略方法论,是因为你持续做出正确战略决定的重要性非常高。越不确定的时候,越需要战略思考能力。如果都很确定,大家拼的就是执行能力,对吧?
“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是我对AI时代战略方法论的比较形象化的总结。但大部分人记住了看十年、干一年,因为那是他们习惯的工业时代的战略方法论。在工业时代,或者说从90年代开始的传统企业的方法论,是因为在一个相对成熟和发展缓慢的世界,看十年是比较清楚的。你每年就5%、8%的增长,也没有新的玩家,十年以后大概会变成啥样,你大概是知道的。在这个情况下,你做今年的规划也很容易,基本是线性推演。战略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大公司把战略外包给麦肯锡这样的咨询公司了。
所以80年代开始,到00年左右,麦肯锡、BCG这些公司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因为这些公司认为战略不重要,都可以外包给别人。麦肯锡过去就是,根据行业经验,根据战略方法论,我帮你制定一个十年的规划,你就按年去执行就行了,双方都很happy。
但我们今天的问题在于,看一年远远不够,你没法线性外推,线性外推就不可能得出Anthropic今年80倍的同比增长收入了。因为你是一个vision-driven的人,你放弃了线性外推的思考方式,你才可能有未来。但由于未来如此不确定,看十年帮不了你太多,因为当下从哪下手你还是不知道。所以你得逼着自己去想一个大概三年左右的图景——所以,真正的创造力在看三年。
看三年要求你大概看个两三步——我第一个milestone是什么,第二个里程碑是什么,第三个里程碑可能是什么,然后我今年做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为了满足哪一个里程碑。
你就会有短期、中期、长期之间的一个动态的张力,这个张力引领企业有可能更好地做出当下的战略选择。
所以,没有看三年的张力,战略就没有发生的环境。相当于在一个三维空间思考最优解,跟你在一个二维平面寻一个最优解,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张小珺:应该以多长周期为频率来思考战略?
曾鸣:“看十年、想三年、干一年”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它本质是要彰显看三年的创造力,以及短期、中期、长期的冲突和矛盾、利益取舍。战略本质是关于取舍嘛。最核心的是这个取舍。
但你也可以“看五年、想两年、干半年”,甚至你可以“看三年、想一年、干一个季度”。这个节奏是根据行业发展可以有些不一样,但是一定要有中期的思考,一定要看到至少三步,而不能只看一步。所以,关键是中期的那个节点。
去年有一个做应用的创业公司问我,他们的公司发展很好,ARR涨得很快。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啊,继续涨两年以后又怎么样呢?最后产业终局会怎样呢?你ARR有没有一个天花板呢?那个天花板多快会来呢?”他一下就明白了。他回去算了,发现天花板不高,赶紧就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了。
但当你线性的看,我ARR每个月都在增长,年增长率多好。特别是ARR这是一个很虚幻的事情,它不但是一个线性外推,还是拿当下外推12个月,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增长幻觉。它很可能就突然到顶,后面直线变成一个线性增长,你做的事情是一个没有想象空间、没有多少价值的事情。
所以你短期内的价值,模型一溢出,就没人愿意付费了,或者是竞争太多了。大家刚开始竞争,按你的创造的客户价值来定价;但当竞争对手一多了,按你的边际成本定价。这是大部分人不理解的经济学基本规律。
张小珺:所以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衡量当下成长性的标尺是什么?
曾鸣:这个指标是主观的。为什么有OKR?就是想解决当你的目标不能转化为KPI数字的时候,大家要用OKR协同。只是因为OKR落地对组织要求太高,大部分公司或者放弃了,或者OKR变成了变形的KPI。
为什么大家用“对齐”这个词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齐我们的目标,对齐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对齐我们背后不同的认知模式,这是变成了更第一性的东西。
张小珺:OKR还会延展到AI时代吗?
曾鸣:AI时代才有可能让OKR落地。因为AI的组织系统,能追踪自然语言表达,神经网络是无所不在的。它大概率有可能给我们一个反馈:“你们都偏离了你们的OKR,我看到了一些更具体的,未必是数字,但是是一些趋势,我可以提醒你们。”所以OKR可能真的是需要一套新的方法才能落地。
张小珺:总的来说,AI时代的战略规划,跟以往有哪些不同?
曾鸣:最不一样的,以前叫“战略规划”,现在叫“战略生成”。我特意创了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来就反映AI时代,大家习惯了说视频生成、文图生成。
我们讲组织设计的时候,真正要做的是一套体系、一个环境,可以让战略洞察涌现出来,成为一个战略不断生成的系统。最后战略就是个自然而然的决定,在合适的时间,有合适的人,做了一个合适的决定,公司就往前走。要把那套生成系统建起来。
张小珺:组织很关键。
曾鸣:对,我不得不(在书里)把组织先说。未来的组织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它是一个神经网络,它是一个工作流、任务流,它是一个任务流导向的系统。人跟AI都接到这个系统,核心是涌现。就跟大模型一样,实际是人跟AI一起在训练一个组织的小模型。
核心就是,有没有原来没有想到的洞察可以涌现出来,整个群体智慧有没有在演进,这是最终目标。
张小珺:怎么构建一个好的环境,也就是一个好的组织?
曾鸣: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新的文化,需要一个跟全员合伙人能够匹配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context, not control”又重新火了起来。五年前我讲Netflix的案例,甚至讲字节的案例,大部分人觉得挺牛的,但跟我没啥关系。今天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要给context,给够了context,它就有那么牛,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对齐,是对齐目标跟认知,甚至就是全员共享一个完整的上下文,事情就会自然的涌现。
张小珺:那就是人和AI都要共享?
曾鸣:对。因为人没有办法像AI那样有处理全海量信息的能力。但是人有瞬间的创造力,和看见不存在连接点的连接的能力。
张小珺:在我们聊天中,我突然想到,这两年年轻人对“老登”或者“老登公司”出现了这么多负面情绪,是不是跟AI时代带来的组织变革、文化变迁的本质有一些联系?
曾鸣:是的,这个特别有意思,“老登”这个词特别有意思。以前大家都尊老爱幼,是因为老的经验有价值,老的规范在延续,所以你必须尊老爱幼。这样你才能学到东西嘛。这才是传承。
那为什么有老登呢?就是你刚刚讲的,宏观方面,原来那套东西看起来都没什么价值了,公司受到压力越来越大,谁也不愿意在科层制。姚顺宇讲的特别直接,“谁愿意陪老登玩,牺牲自己的青春年华”。所以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心态。
但在个体上,这个事情能成立的原因,是因为能够转化成知识的经验都不再有价值——它都被大模型吸收了。这些年轻的聪明人,用好AI杠杆,瞬间就能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
所以为什么AI现在也可以达到一个主任医生的水平?是因为所有的经验都被沉淀在大模型里头了。你过去20年的经验还有啥价值呢?年轻人当然就不尊重老年人了,就会有相对带点负面的这样的称呼就出来了。
张小珺:那老年人怎么办?
曾鸣:或者安心养老,或者变得重新年轻。
张小珺:这是不是意味着,新时代组织的文化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曾鸣:文化的核心就是创造,就像一个球队一样的,每个人都不可缺少,但依然有明星、有前锋、有后卫的分工。它的文化一定是开放、透明,然后共享。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把它叫做“共创”,大家都明白自己是在共同创造一个新东西。合作跟协同的意愿跟能力也会大幅上升。
张小珺:在你看来,上一个时代“公司”这个体系,为什么让人这么不快乐?
曾鸣:那没办法,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工作是简单枯燥、重复繁琐、没有成长性的。我们自然会觉得那就是一份工作,是消耗性的——既不带来情绪价值,也不带来成长价值。公司为了管理,都是偏控制性的手段,盯你又盯得很死。环境是越来越不符合今天大家对于文明的向往,或者自我发展的、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的一种理解。
我自己非常乐观,我觉得AI在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自由度,去追求我们想要的更好的人生。
张小珺:乐观来说,以后的组织会让人更开心一点、更有创造力一点。
曾鸣:可能开心就成了必须品,情绪价值是必须品。
张小珺:那对于创业者、CEO的要求也变了。你不能是一个老板心态,不能PUA。
曾鸣:就谁还认你呀,对吧?我都不陪老登玩了,我还陪你老板玩啊。
你看现在所有的创业者都讲,他第一优先级是招人。招人是感召来的。
观点9
“机器人更好的类比,是电器的发展”
张小珺:你能不能分别说说,模型公司、应用公司、机器人公司,分别怎么做战略?
曾鸣:你拿行业分,不如拿发展阶段分。我书里面讲到,战略摸索期、战略成型期、战略成熟期、战略执行期。就比如说,大模型公司基本上进入了战略发展期,因为战略都收敛了,大家相对是比较清晰的。但具身机器人的公司,大部分都在战略摸索期,都不知道该往哪收敛。在不同阶段,战略方法是不一样的。
张小珺:大模型公司进入了战略发展期,机器人公司还在战略摸索期,具体应该怎么制定战略?
曾鸣:战略收敛期,要追求组织效率和执行效率,要从一个方向型的战略走到一个可以闭环的运营模式,才能高效规模化。发展期的核心是上量要快,能够规模化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原型已经很强壮了。
战略探索期的核心,是一号位必须带着大家去做不同的创新,要有一套机制把试错成本降下来,逐步达成共识。这个阶段你要有自己相信的,但又不能过于执着,因为现实可能会打脸,发现别人的方向是对的。这时候就是你的自我能不能让位给现实——你需要不断调整,而且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受制于过去自己的训练,能看到的东西都有路径依赖。所以大家一起去创造,你能不能快速把别人最好的经验理解消化吸收,再形成公司下一步创新的基础。
战略探索期,核心是创新的效率要足够高,而不是执行的效率。
张小珺:你看今天大模型公司,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做Agentic Coding,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共识。他们应该寻找非共识吗?
曾鸣:非共识就是neo lab——不认这个共识的人就去创业了嘛。neo lab里面某一个反共识,可能就会成为三年以后的新共识。这就是市场特别有趣的地方,它是生生不息的,在中间不断往前演化。
张小珺:现有的lab会进入同质化竞争?
曾鸣:现在就是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打破了对大模型公司能长期享受高额垄断利润的预期。利润预期破了,才会有大家对“这些公司可能没有能力持续投入这么高的CapEx”的担忧。所以源头是这些公司还有没有实力、还值不值得为他们继续投入基建。基建都是为大模型公司服务的,如果最后他们创造价值有限,那干嘛投这些东西呢?
张小珺:你现在的观点是,应该继续投入吗?
曾鸣:大模型本身发展的空间还非常大,大概率基建的投入还会继续。但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会出现一个拐点,基建的投入由于周期性,会超过大模型的真实需求。从产业发展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应用公司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用现有的基础设施,进入门槛大幅降低了。智能的调用真的会变得非常便宜,又足够强大和稳定。
换句话,只要智能的供给还没达到大家想要的状态,基础设施就会持续投入。
张小珺:所以,应用公司还是要有希望,不要那么灰心。
曾鸣:绝对要有希望。而且他们下场,也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于未来的某种召唤,我们只是在外面,没有感受到他们那么强烈的相信。
张小珺:对于机器人公司来说,不管是从模型上还是本体上,今天还非常不收敛。什么时候可能会出现进一步收敛?它的产业周期发展可能有多长?
曾鸣:机器人还在非常早期,还在摸索到底怎么落地。因为有一些很核心的制约,比如数据——不像大模型公司原来起来的时候有足够的数据,有些很现实的制约让他们还在非常早期的战略探索期。
张小珺:现在机器人公司有好几种做法:一种是先从大脑开始做,追求机器人大脑模型的泛化性;另一种是从一个场景开始做,做具身、做身体,在这个场景里通过数据跑通整个闭环,再反哺模型能力。你觉得应该先突破哪一边?
曾鸣:逻辑上两条路都成立,没法事先判断到底哪条路能赢。泛化的挑战在于,泛化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在一个具体场景下效果够不够好。走场景路线的公司,挑战是现在能找到的场景都不够大,但它的能力能不能让它快速扩张到一个足够大的场景,既能做好,又有泛化的可能性。
原则上就像爬一座山,可以从南坡爬,可以从北坡爬,事先很难说谁能爬得快一点。
张小珺:机器人这种阶段,可以类比为什么产业的什么时期吗?
曾鸣:最简单的类比就是他们自己认为的——还在2020年左右的阶段,还没到ChatGPT的阶段的大模型公司。
张小珺:能跟更历史的一些产业做类比吗?
曾鸣:车。
大概1900年到1920年,真的有几千家公司在美国都是做车的。有的人觉得我有一个机械功能,就能把一个车敲出来,反正马达都是买别人的。但后面出现了一个原生应用,就是福特汽车。1913年,福特建了全世界第一条由电驱动的流水线,现代制造业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福特才能用极高的效率生产出大众可以消费得起的汽车。那是汽车行业第一个to C的突破,福特就成了现代工业时代的一个代表。
但后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当福特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只卖黑色车,做到了全美第一以后,大众的需求开始多元化,然后就出现了通用汽车,有七八种车型去竞争的下一个阶段。
张小珺:说明,每个战略都只有在当时的那个时期有效才有效,它不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事情。
曾鸣:对,现在相当于大家都能手搓一个机器人公司,但是哪个机器人公司能完成规模化量产,谁都不知道。
张小珺:也许我们还在等待那个T型车阶段。
曾鸣:就是在等T型车阶段。T型车就很了不起了,你能够规模化量产。所以大家都觉得,谁第一个真的能够实打实地把一万台机器人卖出去,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
张小珺:有没有可能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节奏会更像车,而不是类比大模型?
曾鸣:你要这么类比的话,我们干脆把它放大到电出现以后电器的出现。因为基于电可以有n种电器,冰箱跟洗衣机谁更重要,就不好比了,大小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可能会出现n个不同的机器人,真的是适用不同大场景的。家用机器人肯定是一个,但家用里头可能也有一个偏陪伴型的、一个偏家务型的,然后工业场景或者外面的各种各样的场景。
大家为什么这么看好机器人?是因为它是AI跟物理世界交互的一个基本界面,有点像电,什么东西都可以被电再重新干一遍。
机器人更好的类比是电器的发展——汽车的确是其中的主打,那是对外的场景;对内的场景就是洗衣机、冰箱,家庭场景。
观点10
“巨浪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谁觉得安全,谁就是最不安全的”
张小珺:在这波巨浪面前,哪些巨头是安全的?
曾鸣:我从来觉得在巨浪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谁觉得安全,谁就是最不安全的。
张小珺:他们有多不安全?
曾鸣:应该都足够担心吧。
张小珺:他们的战略都是AI first、all in AI,这个够吗?
曾鸣:这是必要条件。够不够,要看技术演化的路径有多么颠覆,新公司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多大。
张小珺:他们all in AI,还能够成为下一个时代的企业吗?
曾鸣:挑战非常大。
张小珺:从历史里面有依据可言吗?这个时代企业过渡到下一个时代的企业,还能做得非常好的,多不多?
曾鸣:不是多不多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
张小珺:有没有?
曾鸣:基本没有。
IBM曾经做到过一次,微软算是做到过一次。微软某种程度上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它保持住了搜索的火苗,然后有了云计算的积累,加上它在PC时代垄断积累下来的OS垄断,让它在AI时代还有一次机会。
但目前看,微软好像又有点吃不准它到底能不能走过去了,因为它的模型投入不够,模型这块已经出局了。虽然它有OpenAI的早期投资,但目前它已经买不起OpenAI了。即使微软已经算是维持了很长时间的领先,可能未来都不太确定了。
张小珺:Google呢?
曾鸣:Google就相当于微软的上一段,也许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AI云公司,但它能不能成为一个消费者的大应用,这个还真的不那么确定。有TPU、有大模型,Google作为一个云厂商活下来,这个应该没问题。但入口级的应用,不太确定。
张小珺:所以这种不依赖于你怎么战略选择,你都很难一直在牌桌上——这个是让人绝望的地方。
曾鸣:这一点都不让人绝望。人有生老病死,公司也有生老病死,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所以新公司才有机会,年轻人才有梦想,多好的一件事情!一直都垄断到今天,那不是世界太无趣了。
张小珺:Google不一定会成为下个时代Google,字节会是下个时代的字节吗?
曾鸣:大概率也不会。
张小珺:字节今天模型做得也还不错,起码在国内是第一梯队吧。
曾鸣:字节是有很大的机会成为AI云公司的,包括Seedance做得那么好,在视频生成、多模态方面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模型公司,因为做基础设施是容易的。你有积累有沉淀,它有一定的惯性。但是大的to C的应用,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
张小珺:豆包是吗?
曾鸣:豆包肯定不是,要不然它肯定不计成本的往里砸了。它不砸了就是因为豆包不够,不够那么未来。豆包没有行动力,智能体的核心是独立完成任务。
张小珺:把智能体内置进豆包不行吗?
曾鸣: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上一代的入口能不能够理解下一代的整个生态的发展,做成下一代的入口,挑战非常大。因为你如果不是Agent的事实标准,你很难成为入口的。你调的都是上一代的服务,但你上一代的服务有可能是会被下一代的服务颠覆的。
张小珺:社交关系会重构吗?腾讯安全吗?
曾鸣:肯定重构。腾讯作为最安全的,为什么最近这么恐慌,就是因为也有可能不安全。社交关系,人跟人的关系,都会被重新定义,Agent在里面的重要性会大幅上升。
张小珺:所以你不看好现有的产品+AI、+Agent?
曾鸣:我觉得都是过渡产品。QQ也没有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或者说QQ过渡到了,但是真正承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是微信。
张小珺:人和人的关系会被重构,人和货物的关系呢?
曾鸣:一样会被重构,阿里也一样有那个挑战。
张小珺:自己再造一个产品有可能吗?让下一个时代产品诞生在我这个公司里。
曾鸣:所有公司都会all in AI,就像移动互联网,大家都all in了一次移动互联网。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移动互联网对PC互联网来说,到底是颠覆性创新还是延续性创新?那个决定了问题的本质。我当时的判断,是1.5的创新,它有很强的颠覆性,但也有很强的延续性,因为它都是基于互联网的基本架构,有网络效应,技术也有延续性,但是它也有非常颠覆性的地方。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延续性的部分,让几家头部互联网公司都成功过渡成了移动互联网公司;但是它的颠覆性的部分,最后也的确成就了抖音和拼多多,这两个更加原生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AI现在,我整体上更倾向于它是个颠覆性的技术。它是生产力的革命,互联网本质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整个都颠覆了以后,延续性的部分没那么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原有的物种去适应新的物种会非常困难,你的技术储备可能都不是那么线性的。所以我寄希望于下一代的产品也长在我的公司里,难度是很高的。哪怕我用的不是我现在这个产品,我用下一个产品去承接,让它诞生在我这个公司里,难度也非常高。
张小珺:这里面也有组织文化的原因吧?
曾鸣:组织文化肯定是一个制约,因为你一个十万人的公司转成AI原生,跟一个十个人的公司长成一个一千人的AI原生公司,难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第二点,你如果没有做出第一个真正成功的Agent,你大概率不理解Agent是怎么运行的,你就没有办法提供基础设施,成为不了事实上的标准,也就成为不了入口。所以,你自己得在Agent上真正整明白了,你才有用户,才能吸引更多Agent开发者在你这上面开发。先有一个成功的Agent,是前置条件。
张小珺:它才能形成“黑洞效应”。
曾鸣:是的。
张小珺:我们再来看看几家海外巨头。你看过去两年,马斯克xAI也做了很多事情,你觉得他们是战略出错了吗?
曾鸣:战略上可能也有问题,他们没有特别明确的方向,不像Anthropic那么聚焦。组织上肯定有问题。
我讲个细节:我在硅谷只要是碰到有一群工程师的场合,xAI的那个人永远是最疲惫的那个人。是被消耗过度了。可能跟Elon的工作方式也消耗人有关,他虽然让你成长,但特别消耗人。你看到他们来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力气说话。
人太累的时候是没有创新的。你一定是在一个相对开放、放松的状态,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当一个组织崩得那么紧,又非常高压,要做一件特别大的创新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而且我听研究员的评价,也没觉得Elon真正懂大模型。他原来那套方法论,偏硬件的那套方法论,到了AI时代,他没办法自己直接给答案,又没办法用一种共创的方式让组织来给答案。因为他以前都是自上而下的,他给了第一性原理的答案,逼着大家去超常规地完成。但在这个场景下,他自己给不出那答案,他又不给底下的人那么大的空间去给出一个答案。xAI是肯定卡在组织上。
张小珺:这个也就是你说的,组织和战略之间的关系做得很差。
曾鸣:是的,他没有通过组织去生成战略,都是他自己的意志。
张小珺:Meta呢?我每次都觉得小扎很年轻,他为什么跟不上?
曾鸣:年轻,但是出道早,消耗也早,消耗也多。一代一代这样的东西,都在消耗你的认知的潜力。Meta大到这种程度,内部调度资源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大部分研究员也不觉得小扎懂模型,他没办法真正做非常重要的决定。
另外两家公司,Sam Altman(曾经)是真的依赖Ilya Sutskever,Ilya是真能够驱动整个事情,Sam又是个很好的CEO,这两个人就是个很好的搭配。Anthropic是整个组织能力非常强,Dario在给mission、vision这方面把握的又比较准,Anthropic就显示出了一个非常聚焦的、vision-driven的公司的爆发力。但是OpenAI因为底子够厚,所以它即使这一轮反过身来追Anthropic,速度也非常快。
这两家公司本质上是新时代的创业公司,组织文化各方面都更加匹配。到其他几家公司,都有各自问题了。
观点11
“AI时代,人和人的差异在于创造力,创造是无中生有的能力”
张小珺:我们最后来聊一些更关乎于个体的命题。如果智能能像能源一样从外部获得,在你看来,未来人和人的差异在哪里?
曾鸣:我觉得是创造力的差别。
德鲁克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分析框架,他把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以来划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力的革命”,也就是流水线取代了手工作坊;第二个阶段是“管理的革命”,大概一百年前左右开始,有了泰勒这些科学管理方法,出现了商学院这个新物种,商学院的核心目的就是给现代化管理匹配足够多的管理人员;第三阶段是“知识的革命”,他观察到从七十年代开始,软件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而软件的核心是处理人类知识,把知识跟最优实践通过软件的方法沉淀下来,变成一个标准的执行方法。这是德鲁克,他大概1999年过世了,看到的是整个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
我借用他这个框架,我自己认为,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AI时代可以被定义为“创造力时代”。所有可以被结构化处理的知识类型工作,都会被AI接管。人一方面被逼着去开发自己新的潜能,但你也可以讲,人终于被解放出来,可以去开发自己的潜能。
我认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这个方向就是创造力——AI做不了的创造力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对创造力要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和重新的定义。创造力不是简单的会写首歌或者会画幅画,它可能是更多的原创的定义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如说电真正发明了以后,流水线出现了以后,才有产业工人、技术工人的概念,然后才有了白领。这些都是19世纪的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未来所有人努力的方向就是开发自己的创造力。换句话来说,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
张小珺:是因为如果是已经有的东西的话,机器都当作data获取到了。
曾鸣:这种创造,可能从机器的角度来说很无聊,因为它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陪伴,人跟人之间有的没的,想要的各种各样的以前没有被开发的需求。也许不贡献给物理世界的巨大进步,但它可能对人类的成长跟幸福感有很多帮助。
张小珺:未来作为一个社会来说,你能预见到将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曾鸣: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碰到的一些00后创业者,想做to C应用的,他们想象的世界完全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世界,很有意思。
张小珺:如果对人的能力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是不是会重塑整个教育体制?
曾鸣:一定会的。以前的教育体制还是一种智商激励,智商的开发都是第二位,知识的灌输是第一位,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有多少兴趣被压抑了,我们并没有顺着一个开放探索的路径去开发潜能,我们都是在最早的时间,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被按在了原来世界的固定模式里头。我觉得最大的冲突就是教育系统的冲突。
其实年轻人已经知道,未来跟我们今天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随便问高中生,他们大概都知道,用现在的方法,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都找不着。他们可能有很多想象,但我们肯定不敢让他们去走他们的路,所以他们就卡在这了。
你问更年轻的家长,刚生下来的小孩该怎么教育,他肯定知道要用新的方法教育,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而已。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接下来整个社会花很大的资源跟力气去探索的方向。
张小珺:人和系统的关系、人和AI的关系,未来会如何演变?
曾鸣:在组织里头非常明确,是一个深度协同的关系。
社会层面,AGI肯定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像这过去十年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一样。将来每个人身上某个地方挂一个摄像头,有一个语音接收设备,可穿戴的东西满身都是,再上外骨骼之类,人就成了一个加强版的人——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张小珺:你有看到好的硬件公司吗?
曾鸣:硬件产品也是这一两年的热点,各种各样的消费硬件层出不穷。就像1900年以后大家都在做家用电器,最后能立住的是那几个大品类,还有无数的小品类,不知道会是什么现在。
就像美国很早出现的那个烤面包机,大家现在还用,那个也是很早被发明出来的,但那个不够大,技术不够复杂,所以它没法养一个大公司。
所以有很多这种新的公司,一切都会被重新来一次。但是哪些是大东西、哪些是小东西、哪些是主、哪些是辅,谁用哪种方法找到了面向未来的密码,都是不确定的。
不过,有个基本态度要改变——原来我们倾向于降低不确定性,但在这个阶段,其实是要拥抱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机会。
心态先得改了,不能恐惧。你见到不确定性、见到复杂性就恐惧,你就没法往前走。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跟复杂性,你觉得特别好玩,特别有机会去创造一些新东西——我觉得那才是年轻的一代的创业者的心态。
张小珺: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快问快答,我们是为了在这个硅基生命到来之前,留下更多的碳基文明的印记。
全球范围内一道你喜欢的食物?
曾鸣:辣椒炒肉。
专访「AI 投研精英孵化计划」学员 Jack – AI 原生个人投研系统撰文:Alma Li,Techub News
导语:
从交易所 Listing Team 的项目发现、尽调研究到资产上线,Jack 经历过一套服务于平台业务的多维资产评估流程。如今作为独立投资研究者,他尝试将这种“网状思维”迁移至美股、数字资产、宏观与跨资产研究,并用 AI 搭建一套可持续更新、可交叉验证、可复盘的个人投研工作流。在他看来,AI 真正带来的不是“认知平权”,而是知识获取的平权;最终定义问题、判断证据和承担风险的,仍然是人。
在众多“AI+投研”的叙事里,最容易出现的画面,是用户输入一段提示词,系统迅速给出“买入”或“卖出”的结论。Jack 对这种想象保持距离。
核心观点:
“真实的投研不是一个按钮,而是一套系统化的研究工程。”
AI 的价值不在于替人拍板,而在于把原本分散、重复、难以留痕的研究动作,连接成一个可验证、可更新、可复盘的过程。
从 2021 年进入加密行业,到参与项目发现、尽调、商务沟通与资产上线的完整流程,交易所经历让他形成了一种多因子、动态的研究习惯。离开机构视角、开始以个人资金面对市场后,问题变成了另一种形式:资产覆盖更广,信息却更割裂。
于是,他开始为自己搭建一套 AI 原生投研基础设施。它服务的不是一个自动化交易承诺,而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当研究者面对一条市场主线、一个资产或一个突发信号时,如何更快地形成完整逻辑,又不把判断力交给黑箱。
从项目上币到个人投资:研究目标变了,底层思维没有变
TECHUB NEWS:在交易所 Listing Team 的经历,给你今天做独立投研留下了什么?
Jack:当时做 Listing,不是只看一个项目质量好不好、融资额有多少,或者赛道增速快不快。站在交易所的业务场景里,要同时看项目本身、真实用户与市场需求、能否带来新增用户和交易、有没有持续的流动性和资产沉淀,以及它和平台战略、用户风险之间是否匹配。
最终的判断是动态的:它是否适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线。研究的对象看似是项目,实际服务的是平台的业务目标。
当研究身份从交易所转向个人投资者,目标随之变化:不是判断一个项目是否适合平台上币,而是判断一个资产是否值得配置、为什么值得配置、在什么条件下又不值得配置。
但 Jack 认为,两者的底层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价值和价格是两件事。”他说,研究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不能只证明它“好”,还要同时放进基本面、预期、估值、价格、催化剂和市场环境里理解。真正有效的研究,应是一种网状思维,而非从单点信息推导出线性结论。
个人投研的痛点:信息不缺,决策过程却被切碎
TECHUB NEWS:从机构研究转向个人研究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Jack:资产越来越丰富,研究和决策反而变得更复杂。今天的交易平台能提供数字资产、美股、黄金等大量标的,但从“看到一个资产”到“形成投资判断”的过程,往往是割裂的。你要离开交易界面,去看行情、新闻、社交媒体、产业数据和公司信息,再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回自己的逻辑。
在他看来,个人研究者真正消耗的,往往不是缺少观点,而是跨平台搜集、比对和更新信息所产生的决策摩擦。AI 投研系统的出发点,正是降低这种摩擦,把“发现机会—理解资产—验证逻辑—持续跟踪”连成一个工作流。
这套工作流首先要发现市场正在交易的主线:资金、产业趋势、基本面、价格和事件,是否共同指向某一方向;主线确定后,再理解具体资产为什么可能受益,其商业逻辑、项目逻辑和传导路径是什么;之后用独立数据补全证据链;最后将判断放进持续跟踪与复盘,而不是在一次输出后结束。
“它来自真实的研究工作流,不是为了展示 AI 而拼出来的流程。”Jack 说。
AI 不是买卖按钮,而是可复现的研究助理
TECHUB NEWS:能否用一个案例说明,系统如何在真实研究中发挥作用?
Jack:以 AI 和半导体主线为例,长期来看,它们仍可能是未来多年重要的产业方向;但这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应该无差别地追高。
他在访谈中回顾,以 AI 和半导体为例,长期产业逻辑依然很强,但长期看好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时间点都适合配置。7 月和 8 月期间,半导体板块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撤和分化。系统识别到的变化,并不是简单地认为“AI 或半导体主线失效”,而是市场开始从此前相对广泛的上涨进入更明显的内部轮动和主线迁移。一方面,半导体内部不同细分方向和公司的表现开始明显分化;另一方面,医药、能源等方向在价格、资金和相对强弱上逐渐得到更多确认。公司和产业长期好不好,是一个问题;市场现在真正交易什么,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 Jack 看来,关键不在于事后为行情编写解释,而在于这些信号在当时是否能够被稳定识别,并对接下来一至三个月提供有价值的判断。这样的模块也必须在持续实践中被修正和迭代。
这正是他为 AI 划定的角色边界:研究者负责定义问题、设计框架、沉淀行业 Know-how,并决定哪些信号值得被纳入系统;AI 负责按照这些定义执行信息处理、逻辑验证和持续更新。AI 可以扩大人的覆盖面、固定研究过程、保留当时可获得的数据与判断依据,但不能替代人承担投资决策。
“我现在更愿意把它定义为助理。”他说,“它让投研过程可以复现:不仅能看今天得到了什么结论,也能回看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系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推断。”
数据分层:先定义证据质量,再让 AI 推理
TECHUB NEWS:AI 系统如何避免被错误信息或单一信源带偏?
Jack:控制 AI 错误不能只从数据源开始,更上游的是问题定义。比如直接问“半导体行业哪家公司最好”,本身就是一个不够严谨的问题——最好是增长最快、技术壁垒最高、资本回报最好,还是当前最值得投资?不同的决策目标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因此,他把整个验证过程拆成五步:问题定义、推理链条、数据来源、交叉验证、反向证据。然后再进入一类、二类、三类数据。
他将监管披露、公司财报和业绩电话会,以及美联储、财政部门、统计部门等直接发布的数据,归为一类数据:这类信息可追溯、可信度最高,应成为推理的优先基础。Bloomberg、Wind 或优质财经媒体等可作为二类信息,用来补充和交叉比对;而社交媒体传闻、论坛讨论等三类数据,最多可作为线索,不应覆盖或替代一类证据。
这种分层并不意味着 AI 自动变得可靠,恰恰相反,它把“数据把关”的责任重新放回研究者手中。模型可以更高效地处理、整理和呈现来源,但哪些数据可用、哪些结论需要被反证,仍需要人来设定规则。
Jack 认为,一个能够被长期信任的 AI 投研系统,至少应满足四项标准:研究过程模块化而非直接输出黑箱结论;每个模块具备清晰的数据逻辑与证据链;结论可以交叉验证,并主动寻找反向证据;当新信息出现时,系统能够持续更新并接受复盘。
AI 带来知识平权,不等于认知平权
随着大模型降低资料获取与学习门槛,“AI 是否会让个人投资者拥有与机构相同的认知能力”成为市场热议的问题。Jack 的答案很明确:AI 可以带来知识平权,但不等于认知平权。
“我们今天可以借助 AI 更快接触顶尖课程、研究论文和专业概念,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知识平权。” 他说,“大家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工具,也不意味着会形成同样的投资判断。”
差异来自现实经验,也来自对问题的定义能力。即使拿到相同的数据、使用相同的模型,不同研究者对于产业、风险、验证路径和仓位管理的理解不同,输入系统的结构也会不同,最终结论甚至可能走向相反方向。
对 Jack 而言,真正难以复制的“Edge”并不是一段公开代码或一个看起来成熟的提示词,而是研究者在真实场景里不断发现问题、修正问题、迭代框架的能力。公开展示的选股逻辑往往只是系统的一个切面;如何更早识别尚未被充分定价的变化、如何识别反向风险,才更接近研究能力的核心。
先在自己身上验证,再考虑产品化
目前,这套系统仍处于持续打磨阶段。Jack 将其称为 OPC(One Person Company)式的实践:先服务于自己的研究,再在使用中验证它是否真正解决了投资决策中的现实问题。
考虑到投资是高决策成本、高风险成本的场景,他对商业化保持谨慎。后续规划是,在个人使用足够成熟的基础上,先进行小范围内测;只有当系统能够稳定帮助研究者降低真实痛点,才考虑进一步产品化、商业化,并开放给更多研究者或投资者。
参加 AI 投研精英孵化计划,也为这套系统提供了一个外部校验场。Jack 提到,导师和不同背景学员带来的追问,尤其是关于“这套投研系统的 Edge 到底在哪里”的问题,促使他重新审视产品的差异化与可迭代性。
独立研究最容易陷入路径依赖:一个人可以持续优化自己的流程,却未必意识到盲区。对他来说,孵化计划的价值正在于把隐性的经验拿到外部讨论中,接受质疑,再把反馈带回系统。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 AI 想象成一个更快给出答案的工具,Jack 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路径:与其追求一个“万能买卖按钮”,不如先建立一套能解释证据、容纳反证、持续更新且可以复盘的研究基础设施。
投资判断最终仍由人承担;但一套被认真设计的 AI 工作流,或许能让这个判断不再只依赖零散信息、即时情绪和难以复述的直觉。
编辑说明:本文根据 TECHUB NEWS 对 Jack 的访谈录音、会议纪要及采访提纲整理。文中关于其个人系统、研究方法、市场案例与后续计划,均以受访者访谈表述及提供资料为基础。文中涉及 AI、半导体、数字资产、美股及其他资产的讨论,仅用于说明研究框架与方法,不代表对任何具体标的、行业或市场走势的推荐、预测或保证。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与研究方法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证券、期货合约及虚拟资产价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不代表未来结果。读者不应仅依赖本文内容作出投资决策,并应根据自身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审慎评估,必要时咨询独立专业意见。
专访「AI 投研精英孵化计划」学员小花猫 —— AI 行情助手撰文:Alma Li,Techub News
导语:
从早年听说比特币挖矿、数次与机会擦肩而过,到 2017 年正式进入加密市场;从依赖经验判断周期,到尝试将链上成本、矿工成本、衍生品与市场情绪等信号结构化,小花猫正在搭建一套 AI 行情研究系统。
他不把系统定位为“买卖按钮”,而是希望它帮助使用者把分散信息转为可复盘的评分框架,在高波动市场中减少由不确定性带来的犹豫与恐惧。对他而言,AI 是提升效率和放大经验的工具,最终定义问题、理解风险并承担决策结果的,仍然是人。
核心观点:
“AI 不会替你承担风险,但它可以让你在做决定之前,知道自己究竟在依据什么。”
从早期接触到真正入场:不是先知先觉,而是认知发生变化
TECHUB NEWS:先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比特币和 Web3 市场的?
小花猫:小花猫:我在上海,日常工作主要是做企业数字化系统落地,在制造工厂数字化系统方面做了十多年产品经理。比特币我接触得比较早,2011 年朋友就喊我去挖矿,但当时没有认真研究它的价值,所以错过了。其实更早在 2009 年前后,我在一些电脑杂志和海外论坛看到过相关讨论,不过当时也不太懂。
小花猫:2013 年那轮牛市,比特币涨到一千多美元,媒体报道很多;后来市场下跌,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我也没有继续关注。直到 2015 年,一位大学同学问我数字货币该怎么买,我才开始认真查资料,研究比特币白皮书、运行机制和价值逻辑。真正进入行业是 2017 年。当时百度玩客云等硬件和挖矿话题很热,我本身学计算机,也喜欢折腾硬件,于是研究矿机、加入 QQ 群,慢慢真正进入这个市场。
TECHUB NEWS:从“知道比特币”到愿意把它作为长期研究对象,你的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
小花猫:小花猫:早期大家很容易把它当成类似 Q 币的东西,觉得没有价值。那时中文资料很少,想研究要去海外论坛看英文资料;节点同步、钱包使用也比现在困难得多。很多人即使拿到比特币,也未必知道怎样保存。
小花猫:后来我逐渐理解,比特币不是突然出现的。此前加密朋克和数字货币领域已经做过很多探索,只是在密码学、基础设施等条件成熟,加上金融危机后的时代背景下,比特币才真正有机会跑出来。理解了这些历史与机制后,我才开始把它当作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方向。
TECHUB NEWS:2017 年入场后,你为什么没有选择高风险、高仓位的方式?
小花猫:小花猫:我个人的风险偏好比较保守。如果我觉得一项风险超过一半,通常就不愿意承担。所以我基本以 BTC、ETH 这类主流资产为主,山寨币会买一点,但更多是试错。
小花猫:我也有遗憾,比如 BNB 当时买得很低,但没有一直拿住。不过我不认为这意味着应该放弃风险控制。主流币未必带来最高收益,但相对稳妥。对我来说,先把自己留在市场里,比追求每一次最高收益更重要。
市场手感:长期靠认知,短期靠周期判断
TECHUB NEWS:你想把自己的市场经验转成 AI 行情系统。在你看来,所谓“市场手感”到底是什么?
小花猫:小花猫:要先区分长期投资和短期交易。长期投资的核心,是对资产价值的认可,以及使用闲钱。身边有朋友很早买入比特币,买完放进冷钱包多年不看,最后获得较高回报。要么是他对比特币有坚定信念,要么是这笔钱对他而言可以承受损失,不会因为短期波动被迫卖出。
小花猫:短期交易则不同,更多是对行情和周期的判断。比特币过去有比较明显的周期特征,投资者需要识别顶部、底部以及市场所处阶段。如果想做高抛低吸,但对周期的判断不够准确,很容易踏空,或在剧烈波动中被甩下车。
TECHUB NEWS:你怎么看近期热门的 Meme 币或高波动资产?AI 能否替投资者找到下一个机会?
小花猫:小花猫:我会把 Meme 币当作买彩票。市场里经常有谁赚了很多倍的故事,但这很容易产生幸存者偏差:那么多人参与,最后真正赚钱的可能只是少数。更不用说频繁交易中还有 Gas 费、平台费用等损耗。
小花猫:不能因为看到几个成功案例,就认为它是一条可以轻易复制的路径。投资一定要有自己的体系。我的观点一直是,财富是认知的变现。你在一个领域短期赚到钱,不代表能在另一个你不了解的市场继续赚;没有对应认知,可能又会把收益亏回去。
把经验做成系统:用评分对抗信息碎片和决策恐惧
TECHUB NEWS:为什么会想到做这套 AI 行情助手?它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小花猫:小花猫:以前我判断周期行情,主要依赖自己的经验。但加密市场波动很大:今天你觉得像低点,买入后明天可能又跌 10%,或者突然出现黑天鹅。即使从指标上判断接近适合买入的位置,真要下重仓决策时,内心还是会恐惧。
小花猫: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信息没有被量化。过去我会在微信群、X 平台和不同网站上看数据,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指标,但信息很碎片,没办法综合判断,最后还是靠感觉。于是我想,如果把重要指标收集起来、设定权重、形成明确分数,至少能让判断更可量化,减少犹豫。它有点像一个帮助你下决心的工具或朋友,但不是替你做决定。
TECHUB NEWS:系统主要参考哪些数据?顶部与底部的判断是否使用同一套逻辑?
小花猫:小花猫:不是同一套。底部判断上,链上成本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指标,矿工成本在过去几轮周期中也比较有效;200 周均线或周线等,也会给一定权重。顶部判断则更看衍生品数据和市场情绪。
小花猫:系统不是挑一个指标说了算,而是把多个指标合起来。权重也不是永远固定的:一个指标在过去有效,不代表在所有阶段都有同样的重要性,所以需要根据市场结构变化持续调整。
TECHUB NEWS:你如何设计系统的评分机制?
小花猫:小花猫:系统每天会打分,但不是简单用一个单向分数。我设计了“牛顶分”和“熊底分”,可以理解为看多和看空两组证据在博弈,像正方和反方同时提出依据。
小花猫:最后根据两组分数的差值,判断市场处于顶部偏向、底部偏向还是中性。这样系统不会因为一个指标强烈看多或看空,就直接给出绝对结论;当两边证据接近时,系统的“中性”状态本身也是一个结论,说明当前方向还不够明确。
市场结构变了:指标权重也要持续迭代
TECHUB NEWS:本轮市场机构化程度更高,宏观因素也更复杂。过去有效的周期指标,如何确认今天仍然适用?
小花猫:小花猫:不能说历史指标一定失效,也不能机械照搬。比如链上成本仍有参考意义,但判断低点本身不可能精确到某个绝对价格。若系统提示进入底部阶段,我认为更合适的做法通常是分批、定投,而不是试图一次性抄在最低点。
小花猫:矿工成本也是这样。过去它比较重要,但现在新增挖矿产出占整体市场的影响相对变小,权重就可以下调。同时,机构资金进场等变化,也需要被纳入新的权重体系。市场变了,系统的权重也要跟着变。
TECHUB NEWS:系统如何验证?目前得到的回测结果是什么?
小花猫:小花猫:我回测了 2018 年至今的数据。按系统自己的分类,底部偏向的判断准确率约为 90%,顶部偏向约为 70%。系统上线运行二十多天以来,也给出两次阶段性顶部和底部转向的判断,都命中了。
小花猫:但我要强调,这些是系统内部的历史回测和阶段性观察,不代表未来,也不是收益承诺。市场环境会变化,系统仍要持续迭代和验证。
TECHUB NEWS:置信度在系统里扮演什么角色?
小花猫:小花猫:我后来加入了置信度机制。多个指标产生共振时,系统的置信度会更高;如果指标之间没有形成共振,置信度就会下降。
小花猫:这不是说高置信度就必然正确,而是让使用者知道:当前结论背后的信号是否一致。它相当于又增加了一层辅助判断,提醒我们不要只看一个结果,也要看这个结果的证据基础。
AI 是放大器,不是替人拍板的机器
TECHUB NEWS:在受访当时,系统对于市场状态给出的结论是什么?
小花猫:小花猫:当时系统判断是中性,但顶部相关分数略高,属于中性里的偏顶部。此前市场处于约 82,000 美元附近时,系统曾显示偏顶部;随后下跌后,状态回到中性。
小花猫:对于具体点位,我只能说那是当时基于系统与个人观察的看法,不应被理解为投资建议。市场如果出现强烈宏观冲击或超级黑天鹅,走势可能完全改变。系统更重要的作用是识别阶段性倾向,而不是精确预测每一个价格。
TECHUB NEWS:系统使用的是付费数据还是免费数据?AI 在其中承担什么角色?
小花猫:小花猫:K 线等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公开可获得的数据源,其他指标也通过公开网站信息获取。底层开发使用了 GPT、Codex 等 AI 工具。
小花猫:但我认为,AI 本身不是核心壁垒。大家可能用到相近的模型和数据,结果却不一样,区别在于你怎么定义问题、选择什么指标、如何设权重、怎样理解市场变化。AI 更像能力的放大器:它能提升开发和迭代效率,但不能自动替你形成正确的投研逻辑。
TECHUB NEWS:这套系统未来会直接面向个人投资者开放吗?
小花猫:小花猫:目前我更倾向于先自用或和机构合作。个人投资者的认知、风险承受能力和使用方式差异很大。如果把系统简单包装成买卖信号,很容易被误用。
小花猫:按系统的回测和策略设想,如果一年能捕捉到若干阶段性波段,可能有约 20% 至 30% 的年化目标区间;但这只是内部回测和策略设想,不是实际业绩,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商业化之前,更重要的是继续验证系统、明确适用边界,并把风控放在前面。
从孵化营到产品落地:不要只留下 PPT
TECHUB NEWS:AI 投研精英孵化计划给你带来了什么收获?
小花猫:小花猫:孵化营让我重新关注数据可靠性、未来函数和验证方法的问题。做投研系统不能只看回测曲线是否漂亮,也要确认有没有使用当时不可能获得的未来数据,数据质量如何,市场结构改变后策略是否仍然有效。
小花猫:从开发效率上,AI 工具确实帮助我快速做出很多系统和原型。但我更看重把它们真正做成可以验证、可以迭代、可以商业化的作品。
TECHUB NEWS:你对后续孵化营有什么建议?
小花猫:小花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鼓励大家真正把项目做出来。很多项目容易停留在 PPT 或概念阶段,但只有进入真实使用场景,才会遇到数据、逻辑、用户体验和风险控制的问题,才有机会不断迭代。
小花猫:另外,AI 应用也不应该只集中在金融。制造业、医疗和企业数字化等传统行业同样有很多值得做的场景。希望之后可以有更多跨行业的项目和讨论。
编辑说明:本文根据 TECHUB NEWS 对小花猫的访谈录音、会议纪要及时间轴文本整理,有删节。文中关于其个人经历、系统功能、数据来源、回测表现、市场判断和商业化计划,均以受访者访谈表述及提供资料为基础;其中涉及历史回测、准确率、目标收益区间和市场观点的内容,尚未经独立第三方审计、验证或复核。
免责声明:本文仅作信息交流与研究方法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招揽或对任何资产的买卖推荐。证券、期货合约及虚拟资产价格可升可跌,虚拟资产属高风险投资,投资者可能损失部分或全部本金。过往表现、历史回测及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未来结果。读者不应仅依赖本文内容作出投资决策,并应根据自身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审慎评估,必要时咨询独立专业意见。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一场2025 年 6 月演讲中,OpenAI 联合创始人、前特斯拉 AI 总监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时代软件范式根本性转变的深刻观察。作为深度参与自动驾驶和大型语言模型(LLM)发展的核心人物,Karpathy 的见解对于理解当前技术浪潮的方向至关重要。本次演讲面向即将进入行业的年轻开发者,阐述了为什么现在是投身软件领域“极其独特而有趣”的时刻。 摘要 软件正经历70年来最根本的变革,进入“软件3.0”时代,其核心是用自然语言提示(Prompts)编程大型语言模型。 大型语言模型(LLM)可类比为新的“操作系统”,但目前尚处早期(类似1960年代的计算),通过云端分时共享使用。 未来的应用将是“部分自主”的,人类与AI协作,由AI生成内容,人类进行高效验证,并通过“自主性滑块”调节控制程度。 由于编程语言变成英语等自然语言,所有人都将成为潜在的程序员,“氛围编码”(Vibe Coding)成为新的开发范式。 为适应AI智能体这一新的“数字信息消费者”,软件基础设施(如文档、API)需要做出针对性改变,使其更易于机器理解和操作。 软件的根本性变革:从1.0到3.0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开篇明义:软件正在再次发生根本性变化。他认为,软件的基本范式在70年里没有太大变动,但近几年却经历了两次快速变革。 他回顾了自己几年前提出的概念:软件1.0 是人类编写的明确指令代码(如C++、Python),而 软件2.0 则是神经网络的权重参数。人类不直接编写这些“代码”,而是通过整理数据集和运行优化器来“训练”出这些参数。Hugging Face 就相当于软件2.0领域的GitHub。 然而,最近的变化更为深刻。Karpathy 指出,过去的神经网络多是“固定功能计算机”(如图像分类器),而如今的大语言模型(LLM)变得“可编程”了。提示(Prompts)现在成了编程LLM的程序,并且这种编程语言就是英语等自然语言。他将此称为 软件3.0。 他以情感分类任务为例:你可以写Python代码(软件1.0)、训练一个神经网络(软件2.0),或者简单地给LLM一段提示,比如“分析这段文本的情感:……”(软件3.0)。这三种范式并存,开发者需要根据场景灵活选择。 Karpathy(卡帕西)以自己在特斯拉开发自动驾驶(Autopilot)的经历,生动说明了范式迁移的过程。最初,Autopilot 堆栈中充满了C++代码(软件1.0)和一些用于视觉识别的神经网络(软件2.0)。随着系统进化,神经网络的能力和规模不断增长,而许多原本由C++代码实现的功能(如多摄像头图像信息跨时空融合)被迁移到了神经网络中,导致大量C++代码被删除。软件2.0“吞噬”了软件堆栈。他预见,软件3.0也将以类似方式“吞噬”现有堆栈。 LLM是什么?效用、晶圆厂还是操作系统? 如何理解LLM的本质?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探讨了几种类比。 首先,LLM 具有公共效用(Utility)的属性,类似于电力。OpenAI、Google(Gemini)、Anthropic等LLM实验室投入巨额资本(Capex)训练模型,犹如建设电网;然后通过API按量(如每百万tokens)提供智能服务,这是运营支出(Opex)。用户对API有低延迟、高可用性、质量稳定等类似公用事业的要求。甚至出现了类似“电力转换开关”的服务(如Open Router),允许用户在不同LLM提供商间轻松切换。 其次,LLM 也像晶圆厂(Fab)。训练顶尖LLM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和深厚的技术积累,形成了深厚的“科技树”和研发壁垒,这些都集中在少数LLM实验室中。不过这个类比略有不同,因为软件的可塑性更强,不像硬件制造那样具有绝对的防御性。 但Karpathy(卡帕西)认为,最贴切的类比是将LLM视为一个新的“操作系统”。这并非像水电那样从水龙头流出的简单商品,而是一个日益复杂的软件生态系统。目前格局也与操作系统市场相似:有几个闭源提供商(如Windows、macOS),也有开源的替代品(如Linux)。Llama生态系统目前可能最接近未来LLM领域的“Linux”。 他描绘了LLM作为操作系统的蓝图:LLM本身是新型计算机的“CPU”,上下文窗口是“内存”,LLM利用其多种能力(工具使用、多模态等)来协调内存和计算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非常像一个操作系统。同样地,你可以下载一个LLM应用(如Cursor代码编辑器),然后选择在GPT、Claude或Gemini等不同的“操作系统”上运行它。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进一步指出,我们目前正处于类似1960年代的计算阶段:LLM计算非常昂贵,因此集中在云端,我们通过网络以“分时共享”的方式使用它,个人计算革命尚未发生(因为不经济)。虽然有早期尝试(如在Mac Mini上本地运行某些模型),但真正的个人AI计算形态仍待发明。 他还强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LLM颠覆了技术扩散的方向。以往如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总是先由政府和企业采用,而后扩散至消费者。但LLM恰恰相反,它首先被亿万消费者用于“如何煮鸡蛋”这类日常问题,而企业和政府的采用反而滞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扩散速度惊人,ChatGPT几乎一夜之间就被“空投”到数十亿人的电脑上。 LLM的“心理学”:与有认知缺陷的超人共事 在编程LLM之前,必须理解它们的“心理”。Karpathy(卡帕西)认为,LLM是“人物之灵”(People Spirits),是人的随机模拟器,其模拟器是一个自回归Transformer神经网络。 这些“灵”拥有超人的能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记忆,远超任何个人,类似于电影《雨人》中的自闭症学者。但它们也有一系列认知缺陷: 幻觉(Hallucination):会编造信息。 参差智能(Jagged Intelligence):在某些领域超人类,却会犯人类不可能犯的简单错误(如坚持9.11 9.9)。 逆行性遗忘(Retrograde Amnesia):与人类同事不同,LLM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积累和巩固知识。它们的“权重”是固定的,上下文窗口如同工作记忆,每次交互后会被“擦除”,就像电影《记忆碎片》或《初恋50次》的主角一样。如何让它们持续学习是一个未解决的研发问题。 安全限制:容易轻信,易受提示注入攻击,可能泄露数据等。 因此,开发者的挑战在于:如何与这些同时具备超人能力和显著认知缺陷的“灵”合作,绕开其缺陷,利用其超能力。 机会之地:构建“部分自主”应用 面对这种新型“计算机”,最大的机会是什么?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重点阐述了“部分自主应用”的理念。 他举例说,对于编码任务,你不会总是直接去ChatGPT界面复制粘贴。更好的方式是使用像 Cursor 这样的专用应用。Cursor 代表了早期LLM应用的一些共同关键属性: 上下文管理:LLM处理了大量的上下文管理工作。 多LLM调用编排:底层可能协调了嵌入模型、对话模型、代码补丁应用模型等多个模型。 应用特定GUI的重要性:GUI让人能够审计这些容易出错系统的工作。例如,以红绿色高亮显示代码差异(Diff),按一个键接受或拒绝,远比阅读文本指令高效。GUI利用了人类强大的视觉处理能力。 自主性滑块(Autonomy Slider):用户可以根据任务复杂度,控制AI的自主程度。在Cursor中,可以是简单的标签补全(低自主)、修改选中的代码块(中自主),或是让AI在整个代码库中自由发挥(高自主)。 另一个例子是 Perplexity(AI搜索工具),它也具备类似特征:打包信息、编排多个LLM、提供可溯源结果的GUI,以及提供快速搜索、深度研究等不同自主程度的模式。 Karpathy(卡帕西)预测,很多软件都将变得“部分自主”。关键问题是:LLM能否看到人类所能看到的一切(应用状态)?能否执行人类所能执行的所有操作?人类能否监督并保持在环?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软件界面,使其既能被人类操作,也能被LLM理解和操作。例如,Photoshop中的“差异”应该如何呈现给AI? 他强调,在这种人机协作中,AI负责生成(Generation),人类负责验证(Verification)。我们的核心利益是让这个循环尽可能快。为此:1) 需要加快验证速度,GUI是关键;2) 必须“拴住AI”(Keep AI on the Leash)。对AI智能体过度兴奋是危险的。如果AI一次性生成上万行代码差异,人类仍然是验证的瓶颈,需要确保没有错误、安全漏洞且符合意图。因此,他提倡采取小步快跑、增量验证的工作流。 他以AI教育为例:直接让ChatGPT“教我物理”很容易迷失方向。更好的方式是分解为两个应用:一个给教师用的课程创建应用,一个给学生用的课程学习应用。中间产物是结构化的、可审计的课程大纲,这样就把AI“拴在”了特定的教学路径上,避免了其“在森林中迷路”。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借用他在特斯拉研发自动驾驶的经验和《钢铁侠》战衣的类比,进一步阐释了“部分自主”和“自主性滑块”的概念。自动驾驶汽车和钢铁侠战衣都是“部分自主产品”,既能增强人类( augmentation),也能作为独立智能体(agent)。他提醒,鉴于当前LLM尚不完美,我们应更多关注构建增强人类的“钢铁侠战衣”(部分自主产品),而非炫酷但不可靠的全自主智能体演示。产品应具备自定义GUI和用户体验,旨在加速“生成-验证”循环,但同时也要保留未来向更高自主性平滑过渡的可能性。 人人都是程序员:“氛围编码”与为智能体设计 软件3.0的另一革命性影响是:编程语言变成了英语等自然语言,这意味着人人都可能成为程序员。过去需要5-10年学习才能进行软件开发,现在情况不同了。 Karpathy(卡帕西)提到了他无意中催生的网络迷因——“氛围编码”(Vibe Coding)。这指的是开发者凭借直觉和与LLM的自然语言对话来构建软件,而非严格遵循传统编程规范。他分享了一个孩子们用这种方式编程的温馨视频,认为这将是引导新一代进入软件开发的“入门毒品”,并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用自己的两个“氛围编码”项目为例:一个用不熟悉的Swift语言编写的iOS应用,以及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网站 Menu Gen(拍摄菜单生成菜品图片)。后者在几小时内就做出了demo,但将其变为真正的产品(涉及认证、支付、部署等)却花了一周,因为这些“运维”工作充满了需要在浏览器中手动点击的繁琐指南。这引发了他的思考:为什么不能让AI智能体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引出了演讲的最后一个维度:为AI智能体设计(Building for Agents)。Karpathy(卡帕西)指出,数字信息的消费者和操控者除了人类(通过GUI)和计算机(通过API),现在增加了第三类:AI智能体(Agents),也就是那些在互联网上运行的“人物之灵”。我们的软件基础设施需要适应它们。 他举例说明了几种方式: 提供机器可读的文档:像 Vercel 和 Stripe 等公司已开始提供专门针对LLM优化的Markdown格式文档,因为Markdown易于LLM解析。他们甚至将文档中的“点击此处”替换为对应的cURL命令,以便智能体直接执行。 专用协议与文件:例如,可以有一个 `lm.txt` 文件(类似 `robots.txt`),用自然语言向LLM说明网站的内容和用途。Anthropic提出的 模型上下文协议(Model Context Protocol) 也是为此目的。 转换工具:出现了一些工具,能将现有的人类界面(如GitHub仓库)转换为适合LLM消化和分析的格式(如GitIngest、Deep Wiki),只需修改URL即可实现。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认为,虽然未来LLM可能更擅长直接操作GUI,但现在“半路迎接”它们,为它们提供更友好的访问方式,仍然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不会主动适配的长尾软件。 结语:携手塑造软件的未来 Andrej Karpathy(安德烈·卡帕西)最后总结道,当前是进入软件行业的绝佳时机。我们需要重写大量代码,这些代码将由专业人士和AI“程序员”共同完成。 LLM既是公用设施,又像晶圆厂,但最像是一个处于1960年代早期阶段的操作系统。它们是拥有认知缺陷的“人物之灵”,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协作,并为此调整我们的基础设施。在构建LLM应用时,应采用有效的工作方式(如快速生成-验证循环、保持AI受控),打造“部分自主”产品。同时,也需要直接为AI智能体编写更多代码。 回到钢铁侠战衣的类比,未来十年,我们将共同推动“自主性滑块”从左向右移动,逐步探索人机协作的深度与广度。Karpathy(卡帕西)对与新一代开发者共同构建这个未来充满期待。
